为甚么说大众传播应当改变其支配性的态度？｜雷蒙・威廉斯

01哲学编按：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在大部分语境下跟我们现在常用的“大众传媒”（Mass Media）相近。然而在威廉斯的年代，媒体的传播方式远比今日单向——因此大众传播更贴合当时实际情况。
字义上而言，大众传播强调制造信息的主动性，而大众媒体则比较接近中立的平台与中介。此处编按希望帮助读者理清历史语境，以及思考与现今社会的关系。
* 本文出自雷蒙・威廉斯著，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
作者｜雷蒙・威廉斯
译者｜高晓玲

少数人应该在利益之争中通过利用多数人为自己牟利，这样的理论会很容易遭到摈弃；少数人应该通过雇佣大量薪奴（wage-slaves）来为自己牟利，这样的理论通常会遭到摈弃；少数人应该把人类知识的遗传据为己有，而不让多数人分享，这样的理论会偶尔遭到摈弃。但是，（我们说）没有人或者只有少数几个坏人会支持此类理论。我们现在都是民主人士，此类事情简直匪夷所思。而事实上，大众传播一直都服务于上述这些理论，在有些地方依旧如此。从根本上说，大众传播的整个理论都取决于少数人以某种方式对多数人进行的剥削。说到这一点，我们可并不都是民主人士了。

但是，“剥削”这个词当然是带有倾向性的。如果少数人是为了多数人的最终利益而教育他们，又该做何解释呢？这种少数人到处都是，他们谋求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文化、避孕等美德来教育少数人。当然要把美好生活的消息、获得美好生活的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需要避免的危险等等，传递给那些充满偏见、卑躬屈膝、愚昧无知却又大量增加的公众，大众传播难道不是必要而且迫切的吗？如果工人阶级由于限制性做法使自己和其他人变得一贫如洗；如果农民由于由于墨守陈规而导致自己和他人忍饥挨饿；如果知识已经日益更新，而芸芸众生仍然在无知中前行；如果家庭生育过多而养育不起，那么是不是确有迫切需要告诉他们这一点？这难道不是为了他们好吗？

实际上，这种反对意见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问题在于如何告诉他们，以及如果你处于这种情况，你希望别人如何告诉你。这不仅仅是礼貌或者礼貌是否上策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你希望别人如何告诉你的问题：因为告知（telling）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获知（learning）是经验的一个成分。上述列举的诸多传输失败范例并非事出偶然，而是未能充分理解传播含义的结果。这种失败是自以为是地仅仅关心传输的结果。这种传输假定，已经找到了共同答案，只需加以应用即可。但是人只能通过经验来学习，（你会说真该死，对吧？）而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不规则而且缓慢的过程。一个统治机构要是不耐烦的话，常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压力，强迫人们表现出一种表面上的妥协顺从。表面上的顺从有时会通过后续经验强化为实质性的顺从，这个事实对于任何支配性政策都是最厉害的诱惑——后来发生的事件会逐步把人们起初不愿接受的事情变为现实。这或许是当代最为棘手的政治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传播问题，这一点只证明了我们先前所说的一点，只有经验能教导人。在一个缺乏民主实践经验的社会里，热心改革的少数人常常会被迫利用这种机会。然而即使在此处也存在著巨大危险，学习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意识的学习需求，而这种需求是不容易强加于任何人的。

另一方面，有一点十分清楚，即使在当代民主共同体中，支配性的传播态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几乎每一种领导人似乎都对多数人讨论和下决定的过程不信任，而且感到深深的恐惧。在实践中，此类过程常常被削弱为一种形式。在这件事情上，很明显责任在于那种对多数人（似乎被看作大众或者礼貌一点说公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民主理论仍旧是理论，实践上的怀疑论滋生出理论上的怀疑论。即使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一点也是变得越来越触目惊心了。从绝大多数观点来看，其后果都不能令人感到满意。如果人们不能拥有法定的民主，他们将会以各种形式获得非法定的民主，从武装叛乱或骚动，到“非法定”罢工或限制劳动，以至最安静却又是最惊人的形式——普遍的含怒不发（sullenness）和兴味索然。面临著这样的事实，你又可以用上“大众”阐释的另一部分：说这些充分证明大众一无是处——他们会骚乱、会罢工、会失去兴趣——这便是那些野蛮人、那些群氓的本质。相反，我认为我们文明的这些典型特征不能用这种模式进行解释；这些特征恰恰是传播基本失败的症状。我们可以这样说，并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解决的办法在于教育专案的实施，在于资讯的提供或新型宣传运动的开展。但是这仍然是在把传播仅仅看作传输，或许是通过新的手段来恢复那长久以来的支配意图。但是实际上，当一个集团认定自己的立场是正当而迫切的，认定为了人民自己的利益，迫切需要让人民认识到这个立场时，就很难明白这一点。

然而，这些让人不安的症状恰恰是对支配性组织的一种反应。在叛乱中，在多数骚动及许多罢工中，这都是一个积极的反应：对不同答案的肯定。最终采取的答案将取决于力量的均衡。但是通常被采用的答案并没有这样清楚的构架：常常是以一种混乱含混的反应来对抗支配性习惯。我所说的“含怒不发”就是一个显著例子。我想现在这是对支配性大众传播非常普遍的一种反应。当然，人们不会对报纸上读到的东西照单全收，这也并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具有判断力的阅读往往只占一小部分，而且通常都是训练的结果；与此相对，多数人都持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尽管在某些场合这种不信任能够起到预防作用，但是如果成了一种普遍习惯，就变得有害了。惰性和冷漠往往是被统治者在对抗统治者时使用的相对比较安全的武器。一些统治机构会接受这种做法，因为至少这样不会惹事。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由于我们的生产方式的缘故，存在著大量的也是必要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努力，因此，任何普遍性的兴趣缺失或者不信任情绪，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依靠规劝（exhortation）是行不通的。需要依靠民主的实践，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民主理论具有实质性内容。就传播问题来说，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对传输采取一种不同态度，以确保传输具有真正的多重来源，确保所有的来源都能够通过共同管道得以传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意识到，传输永远是一种供应，而这个事实必须决定其传输的基调：它不是试图支配，而是试图传播，试图达到接收和回应的效果。主动的接收和鲜活的反应反过来又取决于一个有效的经验共同体；当然，反应的品质取决于是否承认实际上的平等。多种多样的不平等依旧在分割著我们的共同体，导致有效传播变得困难甚至无法达成。除却某些罕有的而且危险的危机时刻之外，我们缺乏一种真正共同拥有的经验。很明显，由于缺乏这种共同经验，我们正在以各种方式付出代价。我们需要一种共同文化，不是为了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因为离开了这种共同文化，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

我在提到“平等”问题时不无犹豫，因为这个词的词义现在普遍非常混乱。现代社会中，从理论上强调平等的做法，总体来说是一种对抗反应；与其说这是一个积极的目标，还不如说这是对不平等的抨击，而后者所对应的是对平等主义观念的强调。唯一重要或者说唯一可见的平等，是生命存在的平等。人类各个方面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值得欢迎的好事；因为这是任何丰富和复杂生活的根本所在。只有在否定了生命存在的根本平等时，不平等才是邪恶的。这样的不平等无论是何种形式，实际上都在排斥其他人类，把其他人非人格化，贬低其他人的人格。这样的做法很容易引发残忍的、剥削和残害人类能量的结构。群众、支配性氛围、对文化的排斥，就是它留在人性理论中的局部实证。

共同文化在任何层次上都算不上是一种平等文化，但是共同文化永远都需要生命存在的平等，否则共同经验将失去价值。对于参与任何文化活动的任何人，共同文化都不能加以绝对限制：所谓的机会均等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对机会均等的要求是因为想要和别人不平等，但是，这可以有多重含义。人们想要达到的不平等如果在实践中否定了生命存在的基本平等，将与共同文化形成矛盾。此类不平等我们消受不起，必须继续把它们界定为共同经验之外的东西。但是还有很多不平等并不会对这种生命的平等构成伤害，而且有些不平等还是非常必要的，需要加以鼓励。

但是有些活动的确比其他活动要好些，有人会这么反驳。在实践中，坚持平等可能会造成对价值的否定。我曾经比较仔细地考察过这种反驳的来由，因为它的确非常重要。难道老师不是要支配学生，他才会学习吗？有些事实是对的，其他的事实是错误的：老师必须坚持两者之间的区别，无论支配本身正确与否。我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多数好的教学事实上在传输一些已成定论且暂时必须用到的结论和评价的同时，也在传输给学生一些判断的技能。这种传输既为人提供有待确认的说法，又提供做出决定的方式，是一般传播的正当方法。一个儿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学会这些技能；一位元老师只有在提供产品的同时意识到这个过程，才会是技巧高超的老师。对人类制造和从事的所有事物强调价值的区分，不是在强调生命存在的不平等，而是一个普遍的学习过程；的确，只有首先基本上承认生命存在的平等，才有可能进行这个学习过程。因为只有承认生命存在的平等，才能够使这个学习过程摆脱出支配范畴。没有人能够提升他人的文化标准。最多能做到技巧传递，而技巧并非个人财产，而是整个人类的财产。在技巧传递的同时，人们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人类所有的创作物和所从事的一切活动。要阻止一个正阅读恐怖连环画故事的孩子，或是阻止一个正阅读漫画小报的成年人，你不能靠下命令（除非你试图用肢体暴力这种有失体面的方式）的方式，甚至不能靠论辩——告诉他读这些东西只会有坏处——来阻止他们。你只能给他提供机会，让他学习那些关于阅读的普遍知识，让他有机会接触所有可能的读物。最终，无论如何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而这才是适当的方式。一个人对价值的关心，或者我们通常说的，对标准的关心，恰如其分地体现在构建经验共同体的努力当中，我们的标准则有赖于这个共同体的构建。此外，如果他对价值的关心不局限于某种独断的教条，他会开放自己的思想，去学习其他价值，以形成一种新的共同经验。拒绝上述任何一种做法，都是一种任性的怯懦。如果你不相信别人，不相信别人的共同努力，你对自己的信任恐怕也不过是一种扭曲的信任。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三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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