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相互依赖性和非暴力：个人主义批判（下）
探索与争鸣编者按
8月16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主办的“朱迪斯・巴特勒与中国——走向全球人文建构”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大举行。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主持了会议以并致欢迎词。当代世界著名哲学家和性别研究的代表人物、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玛克辛・艾略特比较文学和修辞学讲席教授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作了题为“相互依赖性和非暴力：个人主义批判”的主题演讲。朱迪斯・巴特勒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语言哲学家和性别理论家，她早年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酷儿理论”等标志著女性主义第四波浪潮的兴起，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界都有著广泛的影响，是性别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
关于“非暴力”的看法，出发点就是假设人与人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其次才有各种冲突和矛盾。至于生命和平等的关系，每一条生命都是等价的，丧失任何一条生命都是值得哀悼的。只有在抛弃了个体主义的枷锁之后，才能够理解一种更加激进的非暴力理念。每个人都经历了个体化的过程，没有谁是天生的个体，所有人生来就处于一种“激进的依赖”关系之中。
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只有残障人士才需要在生活中获得其他人的支持，但哪怕是最基本的人类需求也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周遭支援的，“无论是移动、呼吸还是寻找食物”，“所有人都需要一个建成环境来进行移动，都需要有人准备和分配食物才能将食物送入口中，都需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提供健康的空气来呼吸。”
拉冈关于“镜像阶段”的著名论断能够很好地形容自由个人主义的自负，即我们对相互依赖、彼此共生的无知无觉：我们就像一个站在镜子前的男婴，兴高采烈地以为镜中只有自己，满足于一种全然的自给自足性，但却忽视了其实是妈妈抱著他或其他支撑物扶持著他。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将改变我们对脆弱、冲突、成年、社会性、暴力和政治的看法，特别是当我们反观当下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时，就会意识到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并没有得到承认，甚至被滥用。大型的资本主义公司遍布全球，但这远非全球化的全貌；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过程中确实有了一定程度的消退，然而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形式也在不断涌动。
全球变暖是确实存在的，但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其考虑的是其他问题。之所以如此难说服我的政府全球变暖是一个对未来宜居世界的真正的威胁，是因为他们认为扩大生产和市场、获得盈利是增加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核心。也许他们没有想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继而影响到这个我们所有人都赖以生存的宜居环境的持续；或者说，也许他们知道自己采取的是全球毁灭性的行动，但这看起来也是一种权利，一种权力，一种无法妥协的特权。只有我们重新思考、重视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才能开始思考环境威胁、全球贫困、国际移民问题，这是一项全球的责任。
非暴力是构建在激进平等之上的。大部分形式的暴力都和不平等有关，人们做出决定：何时、何地、针对甚么人实施暴力，背后都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如果我们说不能伤害某种生物，但是对于这种生物我们并不了解，也无法描述，甚至根本就未曾给它们命名。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禁止对这种生物实施暴力。如果我们说不能使用暴力，其物件必须是活著的生命，有名字的生命。假设所有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这种主张只有在平等适用于所有生命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防止暴力的前提是承认每一条生命都是可哀悼的，但生命的可哀悼性是不均质、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特性与每个人活著的状态息息相关，也扭曲了我们对暴力和非暴力的看法。因此，先要承认这种生命可哀悼性的不均质和不平等，才能够转变我们对平等和暴力问题的争论。
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总会有冲突和矛盾，这就涉及到暴力的使用问题。甚么时候使用暴力是正当的？这其中涉及一个概念：自我防卫。美国将每一次针对别国的攻击都称为自我防卫、正当防卫，现在还有一种“预防性攻击”的概念，针对任何存在潜在危害的团体或个人，都可以进行预防性攻击。因此，自我防卫和非暴力，其实是一种孪生概念。暴力针对的是不属于“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造成了威胁，“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对“他们”实施暴力。非暴力貌似是一个道德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甚么样的生命值得保护？甚么样的生命不值得保护？在此，我们已经对生命进行了区分：值得哀悼的和不值得哀悼的。用来区分两者的，是不正当运用的社会规范，也就是生命权力。
我们如果要保护生命，就需要一种更加完全和彻底的平等主义的主张，更加激进的平等主义主张。非暴力的道德基础是对激进平等的承认。更具体而言，非暴力的实践需要我们反对种族主义、战争逻辑这种区分值得保护和不值得保护的生物政治形式。
国家垄断了暴力形式——葛兰西和班雅明对此都有过论述——但反对暴力需要认识到：暴力不只是通过拳头的形式体现，也可以通过制度，把个体分为三六九等。谁的生命值钱？谁的生命不值钱？这都体现在当下的政治与政策中。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认知，在道德与政治生活中不再将侵犯与悲伤自动转化为暴力形式，这是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社会联结虽然不是自主选择的，却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逆全球化浪潮迭起、身份对立超越身份认同的时代，讨论全球责任和非暴力看似不合时宜。有些人跟我说：你怎么能相信全球责任呢，这太天真了。我反问他们：你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人为全球责任辩护的世界吗？他们说：不。也有人说：非暴力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当我反问他 们：你是否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人为非暴力、为这种不可能而进行坚持的世界当中？他们总是回答说：不。
讲者 | 巴特勒（Judith Butler），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玛克辛・艾略特比较文学和修辞学讲席教授
译者 | 于洋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葛颂，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 本文为2018年8月16日“朱迪斯・巴特勒在中国：走向全球人文的建构”研讨会发言稿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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