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赈灾小记：读《想像灾难：东京与1923关东大震灾的视觉文化》

作者｜思兼

众所周知，日本是自然灾害频繁之国。每年日本都遭遇台风带来的风灾与水灾，以及不定期来袭的地震。我们印象最深的，恐怕是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震灾，遗留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以至受灾者的心理问题，很多都仍然未能解决。

对于这个多灾多难之地，浏览亚洲（包括日本本国）的传媒报导，除了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外，通常还有日本人克己互助，共度时艰的景象。这时候网络上就会有不少留言称赞日本人的素养与民族性。

点击查看北海道地震后，媒体、政府的应对情况

媒体虽然对灾难的报导手法各有不同，但却有一定的倾向。美国杜克大学艺术史及视觉文化教授维森菲尔德（Gennifer S. Weisenfeld）曾深入研究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后的媒体报导手法，尤其是当中的视觉元素。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中提到“景观不仅是影像的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影像串联起来”。换而言之，由于我们很难亲身到北海道观察灾况，成千上万的影像叠加起来，就成为我们对“北海道地震”的想像。

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时，绘画、摄影、电影各自表现出对于地震不同面向的想像。绘画集中在地震、大火跟神祇、神罚的关系（如下图），摄影及电影则多用作反映真实环境，尤其是灾后的废墟图片。此外我们非常难找到死难者照片，北京大学外语系副教授王京在《关东大地震与航空写真》中提到，在关东大地震之后两日，亦即1923年9月3日刊行的《报知新闻》号外，因为载有烧死者的照片而遭查禁。或者因为这样，之后媒体报导关东大地震的惨况，更多会采用高空拍摄（鸟瞰或斜拍）。

“多难兴邦”：灾难、战争与国家的合流

在日本，灾难跟国家记忆密不可分。灾难的破坏与伤痛常常被吸纳作为国家的集体回忆，并以此呼吁国人及市民自强的鼓舞说辞。

在关东大地震后不久，由讲谈社出版的《大正大震灾大火灾》中就将死难者比拟为名士。亦将东京的复兴视为一场战斗，众人必须要“勇往直前”、“肃然、凛然、毅然”地重新建设大东京。更将勇气视为最大美德：“【在地震后的】此际，我们第一需要勇气，第二需要勇气，第三、第四仍然是勇气。”然而，更有趣的是，被国家收编的灾难记忆并不是只在灾难后稳定社会。它还以特别的方式流传给下一代：日本小学生在背诵关东大地震发生年份1923年时的谐音口诀是“地震、人摇、国散。”（地震ひと（1）揺れ国（92）さん（3）ざん）。这同样将国族灾难记忆在普及教育的教程中传扬并保留下来。

然而，维森菲尔德认为，最能显示到两者合流的要数东京都慰灵堂（Tokyo Metropolitan Memorial Hall）。于1930年时，时称震灾纪念堂中安放无名者的骸骨。然而到了1944年，东京都被美军多次空袭，约半年间造成超过十万人死亡。后来在1948年，无名者骸骨也是安放在这里。1951年震灾纪念堂改称现名。直到1973年，有关当局为于关东大地震中丧生的近六千名韩国人树立纪念碑。

至此，灾难（不论天灾还是人祸）都被捆绑在一起，以伤痛作为基调，成为日本民族的创伤回忆。然而，发生在东京的灾害与发生在偏远地区的灾害，在日本人的眼中非常不一样。文首提及的灾害会不会成为国家记忆的部分，还是渐渐被遗忘，实在无法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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