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o Esposito ｜《欧洲哲学》导论（下）
四
第二条通往外部的道路，同样在美国出现，并通过法国理论来刻划的。与德国哲学不同，这条道路是一种自发性的转移，并不由创伤性的事件决定，也缺乏悲剧性的旋律。这涉及到一系列作者——只举出几位最重要的大师，有德里达、傅柯、德勒兹、利奥塔、布希亚——在他们的国家他们已经声名鹊起，因此也受邀到美国大学里讲学。在这里，一种去故土化的运动又一次让欧洲思想撒播到全世界。关键不是跨越了大西洋的彼岸，扩张到全球范围：法国作家群绚丽的成就，使他们成为美国校园里的灿烂明星，而此前是由德国思想家在那里占主导地位。伴随著对于利奥塔后现代理论和对德里达所推行的解构实践之兴趣逐渐增长，是对马库色和阿多诺的迅速衰落。这就是为何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对巴黎的思想家发起攻击，而引发了利奥塔的回应。争论的核心是对现代社会的不同判断——对法国人来说，现代性已经日暮西山，而对德国人来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而且他们关于哲学之角色的观点也有著明显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到他们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之差异。德国人和法国人对于“理论”一词给出了不同的意思，这足以解释他们之间的分歧。在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所践行的“批判理论”中，形容词要高于名词，带著哲学－政治的腔调，在法国理论那里，“理论”没有任何批判意义，而是意味著一种不依赖于任何规范目的的写作实践。在对哲学渐进的文字化过程中，尤其是美国解构主义所推行的理论，不再触及到任何真实，它主要集中于自身的实践。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引入第三极，来让对立的双方的冲突得以缓和，这个第三极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
不过，法国理论这种非政治追求，不会让我们看漏了一种内在分裂，从一开始这个分裂将两者分成两个互不相容的潮流：一个是由海德格所影响的潮流，另一个是由尼采所影响的潮流。利奥塔和德里达是前者，尽管他们方式不同；傅柯和德勒兹则代表著后者。为甚么我在讨论法国理论的章节中从一个有缺陷的线索开始，即从德里达和傅柯关于后者的《古典时代疯癫史》（History of Madness）的激烈争论开始，理由在于这场争论正正建立在哲学及其外部的关系之上，这也是本书的中心。事实上，两位作者都问了这个问题，但两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对于德里达来说，相对于衔接语言（logos）和语音（phonē）的内在关联，其外部就是写作。写作是外在的，是语音的反面，语音常常来自于内部。但写作是内部的外部，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了内部与外部衔接的差分边缘，而不是其对立面。
对于相对外部，傅柯的回答是绝对外部。读他的著作，追溯其传记中不寻常的轨迹，我们会有印象他不断扩大了外部空间，一步又一步地改变其最终的边界。与德里达不同，在早期阶段，疯癫外在于理性，逃离它的把握。随后是陈述——在话语秩序中，似乎消除了主体的中心地位，将话语推向外部，而不是让主体来生产话语。最后，在从知识考古学到权力系谱学的发展过程中，在权力与抵抗的连续动力关系中，外部是与移动物体的力量并存的。主体和物件都是生物性生命——德勒兹也将其理解为一种非个人的独特力量，永远不会让它自己被捕捉的力量，因为它就是在我们所能触及的外部掌控著我们的东西。政治——也就是说，各种试图征服生物生命的力量和试图解放这些生命的力量之间永不停歇的斗争——总是包含在生物性生命当中。主体性的构成就是这种辩证法正在发生改变的结果，当中，生命和政治是纠缠在一个死结上。
五
通过这种方式，在欧洲哲学视野上开辟入口的东西，就是我所开启的生命政治学观念。我们将其发展（用最原本的方式重述和阐明了傅柯的洞见）归因于一系列文本实践的形成，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义大利思想”。在这个表达中，“思想”替代“哲学”和“理论”，这是一个新进的创造，代表著与我考察的另外两个哲学系谱完全不同。在过去二十年里，义大利思想并没有完全获得德国哲学和法国理论那样的声望和独立性，但义大利思想发展出一条与两者完全不同的道路。考虑到这种被视为一种趋势的东西，最开始也来自于义大利外部，尤其是来自于美国，很难给出构成其成员的那些思想家一个统一的轮廓。除此之外，不仅仅是它与其他两种思想传统有所不同，它的主要特征似乎显著趋向逐渐被污染——正如它自我适应于生命政治范式所证明的那样。不过，其形成模式揭示出义大利思想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仅是由于其文化，也是由于这种思想诞生之前的历史，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来使之富有特性。
再说一遍，我谈论的是思想和冲击其外部界限，直到为其内部开辟道路，并改变其思想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德国哲学中，这个外部对应于社会；在法国解构主义那里，这个外部则是写作；在义大利，“政治”代表著这个外部，也可以理解为超越国家制度的东西。不需要回到义大利哲学的马基维利根源（这个根源在其现代代言人们那里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必须将其开端定位在六十年代之后逐渐形成义大利思想的，尤其是在“工人主义”（operaismo）名义下所命名的各种不同行为。这导致了一种时间上的悖论，在其思想确立几十年之后，这个思想的起源才得到承认。一个思想实际发生及其形成之间在时间顺序上的裂缝，就将义大利思想置于面对德国哲学和法国理论是一个离心化的位置上。它源于法国理论，在法国理论的驱动力丧失了其动力之后，它才得以巩固；因此，一方面它来自于不完善，另一方面，他根植于可以追溯到早期现代更深刻的思想层次。在共时解读（将义大利思想限定在六十年代的冲突动力机制之下）和历时解读（将义大利思想关联于一个很长的系谱）之间选择哪一方，这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事实上义大利思想恰恰就处在两条道路的衔接点和张力关系之中。那么并不出乎意料，它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一种穿透性的目光，将古代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贯穿起来。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浓墨重彩的概念是在义大利发展出来——绝对主权（imperium）、神圣化（sacertas）、免疫（immunitas）——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就在于一个理论装置，让其当代性经受其源头的考验，并试图在当代性之中寻找起源。
义大利思想的主要特征源于完全拥抱从语言学转向——德国解释学和法国解构主义与之密切相关——以至由傅柯和德勒兹部分宣导的生物学转向过渡。这两位思想家，甚至在其生命政治学理论框架下没有看到的东西，就是生命和政治之间更实际的关联。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对立，法国思想求助于差异，这并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为了让差异彻底摆脱法国思想的非政治论调，同时也避免了德国的否定性和法国的中性，需要将同一条线上将两个对立面衔接起来。这就是工人主义所号召的东西，为了将他们引向彻底不同的另一种观点，打破了义大利马克思主义设定的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内在统一。通过与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关系，义大利思想将政治置于其视角的中心。在这些线索中，可以说义大利政治哲学所指的主体性特征是二，而不是一与多。相对于带有否定痕迹的德国人和中性化的法国人而言，将义大利思想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是其肯定性的模式，即让其成为“行动中的思想”——用尼采的话来说，积极的而不是反动的。这种肯定性的模式如何发展，仍然是一个它未来发展的问题，对于现今而言，这仅仅是一个趋势。一种可能性——当然是非常艰难的可能性——就是试图从政治神学范式中解放出来，而整个西方传统都深陷在其囹圄之中。在这个传统下，当所有的概念都倾向于通过对立的否定，而不是自在地来看问题时，义大利思想试图创造一种直接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来肯定——从其歧路的十字路口中心处的生物学生命出发。
六
在1989年事件的发生，有了一个关于欧洲的共同观念之前，我们都不得不等待著。尽管一体化计划回到了战后早期的岁月，但并未在冷战期间彻底的冷却，唯有在苏联体制崩溃后，一体化才重新焕发青春。只要大陆仍然被铁幕隔开，诸多欧洲哲学就是可能的，但不是一种在主观和客观意义上的欧洲哲学。柏林围墙被摧毁，同时也打破了现实和思想的障碍，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个不再背负著过去，而是自由地朝向未来的时代。东方边界的连续扩张似乎让欧洲超越了其古代的界限，整合了之前五十年里还是它绝对外部的那些国家。仿佛消除疆域的动力（直到那时，它都在影响著各种思想线索），现在已经扩展到欧洲整体，需要从所有的哲学中来思考它。不过，一体化的联合也并不是要让各种理性思考和哲学风格的不同模式变得同质化。欧洲各种概念语言之间的差异，仍然是关于欧洲意义最富有洞见的研究之核心问题，这个事实意味著多元视角是欧洲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欧洲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Europe），或如本书的标题一样，为了欧洲的哲学（A philosophy for Europe），只能在各种思想传统的交汇中产生。
哈伯马斯发起了德国关于欧洲宪政可能性的讨论。他的“宪法爱国主义”计划的优点在于，在他所界定的“后民族星丛”的发展中，解开了民族国家身份与共和公民身份之间的现代关联。这个转变的哲学参照系是康得的启蒙版本：只有普世大同的视野才能在全球化过程中让欧洲一体化具有意义。哈伯马斯坚定地坚持这一观点，即便在面对迪特．格林（Dieter Grimm）和恩斯特－伍尔夫冈．博肯福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针对他所作强烈反对，认为欧洲人民没有能力让欧盟具备民主上的合法性和实质时亦是如此。对他而言，欧洲人口的形成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启蒙的公共空间逐步扩张所导致的宪政化构成的前提。其预先假定了一个切实有效的而负责任的公民社会，如今欧洲再没有这样的公民社会了，而这种公民社会揭示出哈伯马斯在话语上的自反性迴圈，在此基础上，欧洲公民必须设想一个未来，尤其是通过他们的想像力来让其成为可能。这个计划的每一步都与这个前提紧密相关，而这个前提本身依赖于现实中不具备的条件。最终的导向似乎是这样一个观念，即所有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都是可以通过理性讨论来解决的，因为这些冲突都来自于话语本性上的误解。没有比这个假设更粗暴的论证了。在如此巨大的移民潮的压力下，在恐怖袭击的挑战下，越来越难于想像，新欧洲可以及建立在方便争论和合法协议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界定一个“德里达模式”，其不亚于“哈伯马斯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欧洲的未来试图寻找其边界之外的世界——边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身份与之相关。法国阐释者所认为欧陆的命运，就是永不停歇的变化，为的就是让普世主义哲学的目标陷入矛盾，反对作为这种目标特征的民族国家所抱著的自我中心主义。即将到来的欧洲，是欧洲化的欧洲——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关注原初关系的欧洲，而是有著明确的去中心化倾向的欧洲。在理论的激进性上，这种方式值得推崇的；然而，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证明了这种模式极端脆弱。通过消解各种差异分化的特征，来构想一种欧洲身份——在这种环境下，恰恰是它的生存遭到了威胁——当中的矛盾十分明显。埃蒂安尼．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在一系列政治研究和学术论文中（这些研究和论文让他成为了欧洲思想的先锋）所采取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他是最早理解由边界造成的主体（要么被边界包含，要么被边界排斥）生命政治地位的思想家之一。但这并不意味著需要摒弃边界——其反生产的后果，即鼓励了非差异性的同质化。相反，他们必须得到民主化，换句话说，边界必须向那些不得不跨越边界，来逃离无法生活的窘境的人们开放。这意味著必须对正在进行中的生命政治进程做出回应，而不要让他们死于可能导致他们陷入死亡政治的漂流。只有注意到这种变化是无法逆转的，注意到它所涉及的风险和资源，这样，就可以让欧洲大陆成为世界上发达的民主之地。
义大利的哲学讨论更清晰地界定欧洲政治空间的需求。由于九一一屠戮事件创伤的强烈影响，义大利式的对话建立在与这种进程之中的深刻变迁有著更现实的关系。其肇始于与作为其深入的系谱学特征的伟大的政治体制的历史概念的比较。无论其怎么理解，它都不会与帝国主义范式相容，欧盟的空间似乎不能还原为一个主权体制。根据不同的视角，问题在于，已经证明了主权范畴本身在整体上不适合于表达我们所面对的生命政治动力学。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抉择，那么导致当下欧洲情形的突发事件——从跨国恐怖主义到大量的移民，环境危机，宏观经济选择——都不可能在单一民族国家层面上解决。像这些唯一能处理问题而不回避全球化的挑战，同时也不屈服于全球化同质化趋势的方式，就是在一个巨大区域空间里多极共存。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唯有在“欧洲的”这个“形容词”重新获得从马基维利到维柯（Giambattista Vico）思想传统中语义分量的前提下，欧洲才能回到“公民权力”的地位上。在这个传统中，“公民”（civile）和“公民审核”（incivilimento）之类的词语从来不会从非现实的角度上来假装否定权力，相反，它们会建议将权力限制在政治冲突的范围之内。不过，毫无疑问，恐怖主义的挑战必须让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同时对于从内部让这个跨越多个不同整合的视角，不可让它运动变化的辩证集合窒息而亡。马基维利和维柯的公民都意味著必须将人民（popolo）利益凌驾在那些主流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上。无需质疑其奠基性价值的共同根基，新欧洲只能从不同政治派别的针锋相对甚至冲突中出现。这让我们回到了黑格尔所谓的“对立”的内在需要。问题在于让它们回到“它们的生活关系和互动”。正如马基维利所说，新秩序只能从不同社会派别的斗争中产生。眼下仍然缺席的欧洲人民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与这个张力相关。的确，合法的制度绝不会在没有冲突下看到曙光。当然，欧洲并不是围著圆桌签订的条约或者成员国在主权上单纯认可的产物，它只可能来自于延伸到今天和明天所有居民身上的公民的共同意愿和需求。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一个单一的欧洲人民的单一表达一样。欧洲公民只可能是不断变迁、不同的人民彼此针锋相对的结果，在所有欧盟成员国里，包括那些从外部来到欧洲的人，他们在资源占有、生存机会上都不平等。如果一部分人，其利益和生活方式已经代表著全球金融的最高档次，而另一部分人的苦难积重难返，尚未寻找到配得上这个名称的表达。唯有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当真实的联盟在大众阶层之间形成，成为欧洲的绝大多数人的时候，欧洲才有可能重新理解一体化的深刻动机。
* 节录自《A Philosophy for Europe: From the Outside》导论，罗伯托．埃斯波西托著，Polity 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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