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o Esposito ｜《欧洲哲学》导论（上）
一
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欧洲哲学》
如果的确如黑格尔所说，一旦“人类生活中的统一的力量消失不见，对立的各方失去了他们的生活关系和互动”，就会需要哲学，那么对于欧洲来说，最需要的莫过于是哲学。在“欧盟”的名义下，不会经历分崩离析的巨大风险，除非彼此独立的对立各方不希望在一个有意义的关系下，让大家团结起来。欧盟并不是在彼此求同存异而相互关联，它的各个成员消散在毫无关系的多元性当中，这种多元性甚至缺少建设性的冲突力量。分裂的不仅仅影响是各个成员国，而且还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某种让大家团结在一起的诱因——仿佛欧洲的现实已经彻底地远离了其目标，堕落为一个纯粹地理学的事实。在世界新秩序下，当一切都呼唤著一个强大的欧洲一极，欧洲似乎不仅缺少可被认同的实体，甚至也缺乏灵魂。因此或许可以说，不仅欧洲内部四分五裂，欧洲与自身也分离了——远离了欧洲应当具有的意义。其成员国的利益，更不用说它们彼此的价值观，都找不到任何互相妥协的位置，甚至找不到让彼此分裂的清晰界限。它们以非常慵懒的方式分道扬镳，在混沌无序和冷漠不语之间徘徊不前。没有一个大问题让人们可以触及到其核心——从经济萧条正在糜烂的伤口，到逐渐增加的移民潮压力，再到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些问题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回应，而政治本身遭到越来越多公民的拒斥。唯有当一种高规格的政治形态——尼采称之为“大政治”——能够回应对我们造成压力的经济上、社会上及军事上的挑战，所有这些问题才能一次被解决。由于各个成员国在根源上有著无法消除的差异，经济统一体就会让步于这个根源，而缺少政治上的联合就会让欧洲无法抵御其敌人的死亡威胁。
这个困局正好可以为哲学反思开启新的空间——这并不是因为哲学反思可以轻易而举地解决各种高度复杂的问题，而是因为在世界舞台急剧变化的时代里，相比于其他话语，哲学可以事先认识到各种事件的走向。在某些情况下，唯有在巨大历史时代的黄昏时刻，哲学才能澄清一个时代的轮廓，即使这个时代之前已经被概括为一个固定化的形象。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经济科学和政治科学来认识一场危机的各个侧面。但是，当所有的参照点都处于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变化过程中，那么唯有哲学可以将它们理解为一个整体。当所有的道路都似乎行不通，唯有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所缺乏的创造力，而其他学科更多地指向过去，如历史学；或者没有太多深度，如政治科学。这样，当从经济方面对欧洲的思考不再充分，为欧洲思考一个政治秩序亦似乎十分荒谬，或许唯一还通畅的道路，就是被思想开凿出来的道路。
那么，对于解释欧洲状况，无论多么健全的分析工具，都是来自于哲学研究所开启与创造的工作空间。在诸多古老的哲学—政治词汇和怀疑论的守夜人之中，我所指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里，由法国和义大利发展出并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生命政治范式。因为若然没有充分的警惕，而将长期以来我们所经历的过程视为一场纯粹的经济危机——这直接牵扯到欧盟的政治体制——那这场危机就会进而变成更剧烈的生命政治的危机。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身体，数量都逐渐增多，在一段时间里，从地中海地区流向南欧的海岸，与此同时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袭击，这些都代表著这个转捩点的量级和迫切程度。早前震动欧洲诸国的金融地震，迫使所有人都降低到纯粹生存的层面上，同时预示著即将来临的事件走向。与此同时，欧盟无法将个别成员国丧失的主权融入其机制，这很清楚地说明了，“欧盟”这个概念已经无法表现在一个体制下发生的一切，迄今为止，这个体制除了债务之外，并无任何“主权”。
宏大的移民潮与欧洲格格不入，一方面街巷上已经爆发了斗争，另一方面这标志著几年前还无法想像的一个质的飞跃。很明显，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要将这些史无前例的事件一并思考——也就是说，需要把它们关联起来，逐一厘清。我们很快发现，它们纯粹是我们难以想像的东西，因为这些事件完全不同于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欧洲人口的相对主导地位、在欧洲边界内部没有战争。突然，仿佛一个帘幕被扯碎了，向我们展现欧洲人民慢慢察觉到的景象，现在它已经赤裸裸并一览无余地摆在震惊的欧洲人面前。一种委婉的说法是“人道主义突发事件”，它表达了一个结构性震动的特性，并注定要通过其人口组成来改变欧盟的性质。或许从二战以来，欧洲政府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他们做出的选择直接让政治关联于数百万人的生物性生命：他们因战争与饥馑而离乡别井。无需夸大关于他们命运这终极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要么苟且偷生，要么悄然逝去。我们所谓的“欧洲”，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它如何回应这种激进的选择。恐怖主义的袭击敞开了一个正在溃烂的伤口，而它正让欧洲以及我们文明根基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无需多想，以爆炸为主要形式的死亡已经成为政治场景的中心，血洗欧洲的街头。在政治生命与生物学生命直接关联之处，欧洲大陆的命运已经在游离不定的边界上（这个边界将肯定性的生命政治与不知道多大比例的死亡政治危机区别开来）被展现出来了，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甚么分别。这些都是世界范围的哲学讨论最中心的主要范畴，这一说法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哲学和危机彼此映射，为了理解一方，就必须将另一方作为透镜。
二
哲学正正亦曾是把握1920年代其他欧洲危机之“形而上学”命运的唯一可行方法，这当然并非巧合。 从这个看法的激进性和力量上看，胡塞尔与海德格（只需要提最响亮的名字）对危机的分析，是其他方法（不论是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还是政治学方法）无法与之相媲美的。这并不意味著当代哲学研究可以追溯他们的运动，或者延续他们的立场。相反，本书坚持一种一刀两断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不仅将今天的欧洲思想，而且将早先的战后思想，都与那场知识事件切断开来，我们不再认可那场事件的预设和结果。相反，有人或许会说，唯有当欧洲危机及其后续的影响的哲学最终消逝了，才能开启一个新的思想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将全球化世界向欧洲提出的各种问题关联起来。让我们抛弃那种哲学的东西，不仅仅是抛弃它的内容（其内容很久以前就已经干涸了），就是划定它范围的空间——一个完全局限于欧洲区域的空间。
本书的副标题（“From the Outside”）打破了这个坐井观天式态度，即将欧洲哲学与其“外部”联系起来。思想与外部的关系就是本书的研究物件，也是本书所描绘的理论框架。此外，当研究物件是一个如何看待那些不再是当下各种事件表征的事物时，就需要从外部来思考问题。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正是由于缺少这些关注，让二十世纪早期的欧洲哲学踟蹰不前，陷入僵局。这种自我迷恋式的看法让欧洲无法理解外面发生了甚么，与之相伴随的因果关系的颠倒。历史和政治领域对哲学的影响——不可逆转的欧洲中心——反而被理解为一个世纪以前的哲学危机的结果。胡塞尔关于欧洲危机的讨论，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但在所有伟大的时代哲学中，它总是以各种腔调引起波澜。我们知道，哲学家自然而然地认为，欧洲与哲学之间具有同构关系，哲学的危机自然也会引发欧洲危机，所以只有治疗好哲学危机，另一方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如果在那些著名的思想家，如海德格、胡塞尔、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本达（Julien Benda）、瓦莱里（Paul Valéry）之间有甚么交集的话，那就恰恰是以下命题：由于撼动欧洲的危机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危机，最明显的指向是虚无主义，唯一处置这场危机的方法就是你在引发这场危机的哲学中来治好它。因为那种哲学的问题在于，可以恢复诸多业已丧失很久，流落在外的根基。唯有恢复与古希腊根源的关系，回溯到它本身，欧洲精神才能免于解体力量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于外部，最终也是以外部来界定它们自己。
有人认为，二战爆发时欧洲哲学正是由于摆脱了这种配置（dispositif），才能得到复兴，这种观念在表面上时悖谬的。然而，在达到这一点之前，必须注意的是我们所谈的危机哲学并未把欧洲思想当成一个整体。有另一种不同的哲学谱系与之随行，并与之对立：尽管该谱系在其范围内，但这种传统是从外部来看欧洲的，从根本上挑战了欧洲流行的自我表征。在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尼采、帕托卡（Jan Patočka）这些名字下，他们引领的声音证明了一个平行于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等人的欧洲中心论的谱系的存在，而与之没有丝毫交集。它的特征是有一个指向外部的张力，打破了危机的布局，以及它的预设——并不是因为它否定了危机的存在，而是因为他们将危机视作一个源头，而不是一个特殊时代里的事件；正如荷尔德林所说，两极的冲突构成了所有统一——并不是真的这样，很明显，因为统一总是能描绘出它自己的各种差异。荷尔德林在写给朋友博伦多夫（Bohlendorff）的一封信中，他表达了这个激进观点，即不可仿效古希腊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而且也因为跟我们一样，他们并不具有一个让其成长的独立特征。从一开始，它就在与其他与之交汇的各种文化之关系的影响下成长，古希腊精神充满著两个对立原则的冲突，我们称之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对于尼采来说，如果欧洲从一开始就在内部传承著某种东西，那么也是在宗教、政治和社会根基上的将其撕成碎片的各种冲突。在荷尔德林那里，是现代性与古典主义之间的鸿沟，而在尼采这里，干脆是所有欧洲价值结成的一道深渊。他付诸实践的谱系学方法，建立在一个无法追溯的真正的起源之上，后来被危机哲学家用目的论范式将其砸得粉碎。但与此同时，它给出了一个预想，即如果不关注自身的成就，它就会面对一个不按照它的利益来管制的世界，那么欧洲就会沦为“西亚半岛”（western peninsula of Asia）。唯有从外部来看自己，“良善的欧洲人”才会超越他们的原型，摒弃那些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深渊边缘的狭隘民族主义。
帕托卡从他的去中心化立场来给出这种诊断，他注意到唯有在一系列战争、暴力与排外（欧洲借此来认识自己）之后，才能让另一个欧洲从其中崛起，他称之为“后－欧洲”（post-Europe）。在持续三十年的哲学研究中，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见证者和受害者，帕托卡将欧洲危机的发生放置在普世主义的矫饰与民族主义的阵地之间敞开的裂缝之中。这并不意味著我们要退却到尼采所谓的“消极的虚无主义”无助途径之下的危机中。除非满足两个条件，否则我们根本没有出路：面对穷途末路的历史，要绝对地停下来；彻底地解释其最内核的缺憾。唯有记住过去，并承担面对未来的责任，我们才能建立起后欧洲人的前提条件，他们才能重新掌握由于理性之光造成的盲目，被欧洲背弃的普世价值。
三
在美国流亡期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写作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所表达的激进观念与这种观点不谋而合。这进一步肯定了这个事实，为了向世界再说一遍，欧洲哲学必须找到一条通向其理论和地理圈子的外部的道路，而危机已经封闭了这些道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取得的全世界范围内成功，对于这个现象给出了一个不错的看法。这个时代有某种东西超越了所有特殊生活的历史，超越了所有悲剧性的事件，触及到哲学工作最深刻的肌理。正如我说过，尽管与祖国关系密切，但哲学思想同样需要消除地域之见，来接收动量和呼吸：外部总是照亮著内部，而绝不是反过来。正如美国是由最优秀的欧洲知识份子来解读的——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到鄂兰（Hannah Arendt），还有韦伯和葛兰西——欧洲的灾难都是通过大西洋另一侧来从各个方位重构的。
但是，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库色被迫背井离乡，他们不只是挪动了一个地方。这彻底地改变了大陆哲学本身的内容。我指的不仅仅是社会研究所在经济学、政治学、精神分析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异军突起，他们将这些研究十分恰当地定义为“社会”研究；我指的也是这些材料对哲学实践本身产生的突破性的影响，如今它已经摆脱了自我指涉的趋势，在表面上被其“外部”所穿透。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放弃他们的理论特质，尤其是阿多诺将这种理论发挥到了语义复杂性的极限。而这恰恰意味著他们超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来面对概念与时代的关系，而不坠入马克思主义学究主义。奠基之谜——这让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Dialettica negativa）中花了非常多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在字面上是难以理解的——就是希望表达出，在哲学上有甚么东西位于哲学的外部。哲学工作如何与它所并不包含的东西（因为在它的外部）相关联？阿多诺用了一种二十世纪很少见的激进主义，用一个倾向于驱逐的词语来提出外部的固有本质问题。
这就是其思想的难以异化的否定特质的来源，它处在这样一个边界上，它在与真实相关联的同时也与真实分离。对于哲学来说，为了打破其独立的语言，就必须将真实引入自身之中，这样包含了位于它自身范围外部的东西。但是，为了能够批判与之共存的现实，它就必须让自身外在于现实，然后超越现实。正因为如此，批判理论的要领就在于现实主义和超越性之间的自律关系。哲学必须原理它身处其中的同一性的真实，在既存的一切事物的总体性上，开启一道裂缝。但是，为了在不可言说的极限处达到这个效果，就必须不断地用否定性词语来言说，而不要让它们滑入到肯定性当中——正如黑格尔最终所做的那样，他最终用否定来达到调和。黑格尔也是一种外部思想，但是用一种内在化的逻辑形式表达的，因此，就消解了外部。由于否定忠实于自身，表达它的矛盾也必然与它自己相矛盾。唯有这个概念具有非概念的内涵，将非同一性引入同一性时，这才是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多诺的计划是故意地走向失败的。当同一个概念语言的使用堵塞了所有的出路时，哲学就必须开创一个外部。还有，极端的否定给出了遥远的可能性的微光，那个令人向往的世界可能会降临，尽管这个世界此前从未存在过。
* 节录自《A Philosophy for Europe: From the Outside》导论，罗伯托．埃斯波西托著，Polity 出版社，2018年。
转载自激进阵线联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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