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从法治国到安全国
译者｜孙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硕士校对｜aowen，巴黎第四大学哲学硕士本文译自阿冈本（Giorgio Agamben）的《De l’Etat de droit à l’Etat de sécurité》，原刊于《世界报》（Le Monde）2015年12月23日。
前言
对于义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而言，紧急状态并不是保护民主的盾牌，相反，它总是与独裁相伴。
如果不把紧急状态放在我们熟悉的国家模式剧变的语境中，我们便无法理解，法国将其延长（至二月底）的真正利害。首先应当揭露不负责任的政客的谎言，他们声称紧急状态是民主的盾牌。
历史学家非常清楚，真相恰恰相反。极权政府正是通过设立紧急状态这一途径在欧洲生根发芽。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的几年，魏玛民主社会党政府便曾频繁地求助于紧急状态（即德语中的例外状态），我们可以由此认为，早在1933年之前，德国就已经终结了议会制民主。
然而，希特勒掌权之后的首要行为，便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再也没有撤回。我们为纳粹在德国犯下罪行而没有受到制裁感到震惊，却忽略了这些行为曾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德国当时处于紧急状态下，个人自由被悬置了。
我们不能预言，相似的情景在法国不会重现：可以毫无困难地想像，当社会党政府使公民习惯于紧急状态之后，一个极右政权便可利用它达其目的。在一个紧急状态被延长的国家里，员警行动逐渐取代司法权力，我们可以预料，公共机构将快速且不可逆转地退化。
维持恐惧
当下尤为明显的是，紧急状态被列入将西方民主推向如今称作“安全国”（l’État de sécurité）的进程之中。“安全”这个词在政治话语中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安全理性”已经取代了过去我们谈论的“国家理性”。然而，对于这一新型政府形式的分析却乏善可陈。由于安全国既不属于法治国（l’État de droit），也不属于傅柯所说的“规训社会”，这里便有必要做一些界定，以便得出一个可能的定义。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模式对政治哲学有著深远影响，在这个模式里，权力通过契约移交给君主，这份契约预设了相互的恐惧以及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国家便是来终结恐惧的。在安全国里，这一模式颠倒了，国家持久地建立于恐惧之上，并应不遗余力地维持恐惧，因为国家从恐惧中获得其根本功能和合法性。
傅柯已经指出，当“安全”这个词首次出现在法国大革命前重农主义政府的政治主张中时，重要的并不是预防灾难和饥荒，而是任其发生，以便随后能够治理灾难并将其引向人们认为有益的方向。
毫无司法含义
与之类似，当下涉及的安全，并不在于预防恐怖主义行为（况且这极其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安全措施只有在事后才有效，而根据定义，恐怖主义是一系列首发事件），而是力求与人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一种笼统的、没有限制的控制关系，其中尤其重要的部署，是针对公民资讯和交流资料的总体控制，包括获取电脑内容的所有资讯。
这样做的危险，首先是有可能持续演化，诞生出恐怖主义与安全国之间系统性的关系：假设国家需要恐惧来使其合法化，就应当制造恐惧，或者至少，不阻碍恐惧的发生。一些国家便是如此，他们的外交政策扶持著我们在国内打击的恐怖主义，并且与已知的恐怖组织资助国保持著良好关系，甚至向其销售武器。
其次，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公民和人民政治地位的改变，他们曾被认为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在安全国中，一种可以称之为公民逐渐非政治化的的趋势不可抑制地出现，公民的政治生活缩减为选举投票。这一趋势因为纳粹法学家曾将其理论化而更加令人不安，他们将人民定义为首先是非政治的元素，而国家应当确保其安全和发展。
然而，根据纳粹法学家，仅有一种方式能将这个非政治元素政治化：通过同样的祖先和种族，将人民与外国人和敌人区分开来。这里并不是要将纳粹国和当代的安全国混淆：需要理解的是，如果我们将公民非政治化，他们就会一直处于被动状态，除非使用针对外国敌人的恐惧来鼓动他们，尤其当这些外国敌人并不仅仅来自外部时（就像德国的犹太人，法国今日的穆斯林）。
不确定性和恐怖
应当将剥夺双重国籍者国籍的可怕计划放在这个框架下考量，它让人想起一条1926年的法西斯法令，关于剥夺“义大利公民身份中的的劣民”的公民权，以及关于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纳粹法令。
第三点，其重要性也不容低估，便是在公共领域建立真理和确定性的标准发生了巨大转变。在对恐怖主义罪行的报导中，细心的观察者最先注意到的，是对建立司法确定性的全面抛弃。
众所周知，在法治国中，罪行只能通过司法调查来证实，而在安全国的范例下，我们应当满足于员警以及依附于它的媒体的言论——也就是说两个向来可信度极低的机构。事件的匆忙重建异常模糊，有著明显的矛盾，有意规避核实和造假的所有可能，往往更像是流言而非调查。这意味著，安全国必须保障公民的安全，便需要公民始终处于对其威胁者的不确定性中，因为不确定性和恐怖并驾齐驱。
在11月20号颁布的紧急状态法案中，我们便能感受到类似的不确定性，援引如下“有严肃理由认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可能构成对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威胁”。很明显，“有严肃理由认为”这一用语完全没有司法含义，它给了“认为”的人以裁定权，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使用。或者说，在安全国中，这些不确定语式成为准则，而它们之前一直被法学家认为有违法律确定性原则。
公民的非政治化
类似的模糊性和不准确性在法国政客的宣言中重现，他们认为法国处在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中。一场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在字意上便是矛盾的，因为战争状态正是通过能够明确识别敌人来定义的。与之相反，在安全国的观念中，敌人应当是模糊的，以便于任何人——内部的，同时也有外部的，都能够被认为是敌人。
维持普遍恐惧的状态，将公民非政治化，抛弃所有法律确定性，便是安全国的三个特征，已经足够让人不安。因为这意味著，一方面，我们正逐渐转入的安全国做的事情与它承诺的相反——如果安全意味著担忧（sine cura）的缺席，安全国却在维持恐惧和恐怖。另一方面，安全国是一个员警国，因为借由司法权的消退，它将员警自由决定权的空间系统化，在紧急状态成为常规的情况下，员警行使著越来越多的主权。
通过逐渐将公民非政治化，安全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强势恐怖主义，它超出了我们所熟知的政治领域，指向一个不确定的区域，当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混淆，我们无法定义其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