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百年变迁与当代反思（下）：去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
作者 | 孙乐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副教授
内容摘要：在西方学术界，《资本论》的形象出现了四重“分裂”: 首先，在政治形象上，由原来的“工人阶级的圣经”转化为一种“失效的旧约”，政治影响力日益衰退；其次，在学术形象上，由原来集哲学、经济学于一体的《资本论》，被拆解为相互分割的哲学或经济学著作，并在各自领域中建构出了不同的学术形象；再次，由原来作为有机整体的“完整著作”被解构为各自独立的“手稿片断”，实现了由“科学著作”到“虚构伪书”的全面退化；最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中，《资本论》的形象也由原初的“资产阶级的判决书”转变为资本主义均衡发展的“科学指南”，抹杀了《资本论》的党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来重新理解《资本论》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价值，重构《资本论》的内在形象，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资本论》形象的历史演变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它在西方的命运沉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演变以及马克思主义逻辑发展的内在变迁。因此，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资本论》形象的百年变迁，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完整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逻辑，全面反思西方学界对马克思《资本论》理解的历史得失。
三、从“资产阶级的判决书”到“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资产阶级对《资本论》形象认知的变迁
《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然而，在《资本论》发表伊始，资产阶级的官方科学和报刊并没有给予普遍的反击，而是纷纷选择沉默的方式来应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成果，企图“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注8】。随著《资本论》在工人阶级中的广泛传播以及政治效应的不断扩大，资产阶级再也不能无视《资本论》的存在了。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放弃沉默的策略，拉开了资产阶级反击《资本论》的序幕。而这种反击战最先是从反对劳动价值论开始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只要彻底驳倒了劳动价值论，也就全面瓦解了《资本论》的合法性。
总体来看，这种“反攻”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道德论模式”，他们认为，价值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评价，是一种精神行为”，它与所谓的劳动根本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而马克思却试图从劳动出发来引出价值的规定，这种做法只能是一种缘木求鱼，南辕北辙，而以这种学说为基础的《资本论》只能是一种任意的理论虚构，毫无任何科学所言。第二是“边际效用论”，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探讨人对物质财富的需要关系，因此，单纯地把价值归咎于劳动是完全错误的，真实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劳动，而是取决于买者的主观需求，取决于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主观满足程度。由此出发，他们认为，《资本论》纯粹是马克思运用唯心主义思辨方法捏造的产物，根本不具有任何说服力。第三是“剽窃论”，这种模式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绝不是马克思的原创，而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巴师夏和凯里等人的理论中剽窃过来的，进而将《资本论》诬蔑为庸俗经济学的延伸，企图彻底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根基。最后是“概念演绎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名为经济学著作，但实际上却是德国玄学的变种，是以黑格尔思辨逻辑为基础，随意炮制出来的概念王国，他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逻辑推演的结果，仍像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滞留在虚妄的乌托邦之中，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可言。可以说，这四种模式基本上构成了《资本论》第1卷发表后不久资产阶级对劳动价值论批判的主导路径。
随著《资本论》第3卷发表，这种批判又得到进一步延伸。除了继续用各种资产阶级观点扭曲劳动价值论外，一种“新”的批判又应运而生。1896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中分别设定了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一个是价值上的，它是肉眼看不到的；另一个是价格（或货币）上的，它是肉眼看得到的，并断定二者之间是自相矛盾的。这一问题也就是后来公开争论的“转型问题”。可以说，从博特凯维兹到萨缪尔森再到后来的斯拉法等人的讨论，全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他们一致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一个“不必要的弯路”，是可以抹去的。这种批判思路实际上直接将劳动价值论当作一个不必要的问题予以悬置起来，从根基上彻底抹杀了《资本论》的合法性。总而言之，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对《资本论》完全持一种批判态度：几乎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更不消说公开承认《资本论》的科学价值了。
然而，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资产阶级对《资本论》彻底敌视的态度。在资产阶级辩护士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永恒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危机。而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给资产阶级的正统学说以致命打击，迫使资产阶级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内在缺陷。为了进一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被迫改变原有策略，寻求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良方。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以一定的正面形象出现在资产阶级的著作之中，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得以借鉴的理论资源。可以说，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对《资本论》态度上的一个重大转变。然而，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种转变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更深的“阴谋”，即彻底去除《资本论》的“毒瘤”，使其“资产阶级化”，成为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无害之物。
这一目的是通过以下几种策略实现的。首先是进一步歪曲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对《资本论》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处理，消除《资本论》的政治意蕴。其次，直接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诠释《资本论》的危机理论，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危机还原为可以克服的外在危机，完全阉割了二者的本质差异，实现了危机理论的无害化“转型”。再次，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将其与凯恩斯的总投资—总需求理论嫁接起来，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诠释为一种均衡增长的再生产模型，以此让马克思来“分享”凯恩斯的荣誉。可以说，这种单纯的嫁接，在赋予马克思过多荣誉的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的一种侮辱。最后，用纯粹的供需理论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失业常备军和利润率下降理论，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实现了《资本论》的经验主义转向。经过这些变形，《资本论》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判决书，不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而是转变为资本主义和谐发展的科学指南。结果，马克思一跃由资产阶级的公开敌人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同路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吸收和借鉴，从侧面反映出《资本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这种借鉴的背后引发的却是对《资本论》政治立场的消解和颠覆，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如果任凭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必将会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四、《资本论》形象的重构及其当下中国意义
由上可见，在西方学术界中，《资本论》的形象出现了四重“分裂”：首先，由原来的“工人阶级的圣经”转化为一种“失效的旧约”，政治影响力日益衰退；其次，由原来集哲学、经济学于一体的《资本论》，被解读为各自独立的哲学或经济学著作，在整体形象上出现了重大分裂；再次，由原来作为有机整体的“完整著作”被解构为各自独立的“手稿片断”，实现了由“科学著作”到“虚构伪书”的全面退化；最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中，《资本论》的形象也由原初的“资产阶级的判决书”转变为资本主义均衡发展的“科学指南”，抹杀了《资本论》的党性原则。《资本论》的形象出现了节节败退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来重新理解《资本论》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价值，重构《资本论》的内在形象，无疑具有著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政治效应来看，这一任务对于我们清晰界划各种哲学社会思潮之间的本质差异，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具有非常重大的实践意义。今天我们正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部环境中，市场经济自发产生的意识形态、各种西方外来思潮，纷至遝来，纵横交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十分复杂。准确把握《资本论》的政治遗产，对于我们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抵御旧的形而上学和极左的激进思潮，坚持科学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最后，从应用价值来看，开展这项研究，能够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系和方法论武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的理解，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注释：
【注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8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
转载自：新大众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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