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作为历史分析范畴：批判源于诘问而非解答｜李柏翰

作者｜李柏翰

三十几年前，琼・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1986年），让他声明大噪，在历史学界中掀起不小波澜；他不仅扬弃传统男性中心史观，也不全然苟同所谓“她史”（herstory）那一套。

在“性别”似乎已成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必要之分析范畴的今天，2010年时，斯科特反而写了另一篇〈性别：仍是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吗？〉（Gender: Still a Useful Category of Analysis?, Diogenes, 225: 7–14），反诘性／别自然化、理所当然化、去基进化、去政治化、学院化等种种现象。

“性别”从不等于生理意义上的差异

先说结论：斯科特认为，只有当“性别”被视为一个问题时，才是个有用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概念不能受制语言的管束。而性别也曾被女性主义者用来讨论，解剖意义的性差异，在不同时空背景中是如何被用来指涉不同意涵的。是“性别”让这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产生内在固有的重要性。

然而，在大众的用法中，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亦因如此，1992年第三版的《美国传统英语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将“（社会）性别”定义如下：

传统上，性别被主要用来指涉文法中的阳性、阴性和中性等范畴；但近来这个词也逐渐被确定为指涉“以性为基础的范畴”（sex-based categories），如在性别落差（gender gap）和性别政治（politics of gender）等用法中……这区别，原则上很有用，但在实际使用上，却出现非常多用法上的差异。

上述情况其实就发生在1995年于北京召开的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前夕。在开会前几周，美国代表处一个下级委员会邀集了共和党议员和“生命权团体”（right-to-life groups）的代表们，针对“性别”这个概念的潜在颠覆意涵，召开了一场公听会。他们警告，伦理与家庭价值正受到那些五种性别（男人、女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倡议者的攻击。

因此，他们坚称那场在北京的联合国会议已经被“那些相信所有我们以为是自然现象的事都是源于男人压迫女人（如男子气概、母性、异性恋、婚姻与家庭），而透过文化固化的性别女性主义者”挟持了！这些女性主义者认为“那些性别角色都是社会建构而来的，因此并非完全无法改变”。

这些参与公听会的议员与保守团体之宣称，仿佛那些概念的意思都是不证自明的，毫无歧义和误解等可能性似的。这个作法，正是要透过否认争议存在的手段，来达到解决争议的目的——“性别”成了不同性之间差异的同义词。

发明“性别”：女性主义的批判政治

在1970、80年代时，“性别”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但它其实没有“一般通用的用法”。“性别”开创了一整套的分析问题：任一“性”（sex）是如何且在何条件下，被安置、定义其角色与功能的？“男人”和“女人”的意义，是如何随著时空背景、人际关系互动而产生改变的？

此外，“性别”更经常被拿来反诘：性别气质的规范是怎么被创造和实施的？定义阳刚和阴柔时，权力和权利的议题都扮演了甚么角色？象征结构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日常实践的？透过话语和知识对特定身体的作用，性认同又是怎么形塑而成的？

到了1990年代中期（至少在美国），性别这个用语似乎逐渐失去批判力道，正是因为它的意思越来越被视为理所当然。斯科特不禁反思，“性别”对女性主义来说，是不是失去了功效与用途？

有太多时候，“性别”指示著一个计划性或方法论上的途径，而其中“男人”和”女人”的意思被视为固著稳定的——被用来描述不同的社会角色，而非质问、挑战它们——然而，重点不应该放在女人跟男人被分配的社会角色，而是性差异的建构（以及差异的意义）本身。

比如在历史这个领域，太多著作都把“女人”的意思视为理所当然：女性身体的生理共性被视作“女人”集体地位的同义词。尽管不乏创新的性／别研究， 但大部分还是指涉了一组永恒的男／女对立参照，一种规范性的异性恋配搭——即使在同性性行为的研究主题上，亦是如此。

结果是，尽管我们再宣称“女人”这个概念是透过话语建构而成的，但我们仍把它视为一个自然现象来处理。

性别分析的是“女人”的生成与话语

1988年，莱丽（Denise Riley）出版了《我是那名字吗? 》（Am I that Name?: 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 in History），也是斯科特出版《性别与历史的政治》（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那年，他们不约而同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解构方法认为“性”（sex）和性别一样，必须理解为关乎特质之意义的一套系统——两者皆非自然而是文化的产物，因此“性”（以其差异）不是不证自明的天然现象，而这也是女性主义者开始反思“何谓女人”的起点。

在某种意义下，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就在性别运作的领域中。如果我们视男女间的对立为一个问题，而非解答，那么性别角色需要在特定语境中定义并理解的过程，因其是不断被反复建构的。

由此出发，性别（作为分析范畴）不是用来说明或正当化那个对立位置，而是拿来反诘“性差异”是如何被赋予“差异”的意义，并且成为影响个人认同与社会生活的“性别”。这样看性别，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他分析范畴，比如阶级、种族、国籍等。

性别要平等，不等于假装没有差异

美国社会学家斯威尔（William H. Sewell Jr.）曾如此评论斯科特后结构主义范式的“性别”理论：斯科特将性别视为分析工具，而非分析对象的方法论，突破了早期女性主义关于“平等 v. 差异”的政治难题。

斯科特认为主流的女人史学研究主要有两大派（有所重叠亦有差别）：女人史作为社会史（social history）或作为“她史”（her-story）。女人史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限制了女性主义观点的发展，因为这支传统倾向的派别完全接受社会史的“经济决定论”的假设。因此，这个路线将缩小性别差异与女人能动性的重要性。

反之，“她史”的作法是以编年史的方式书写、重现“以女人为主体／主题”的独特经验，因此反而须以女人的能动性为前提。但这么做，好像就把女人的历史从社会的历史抽离出来，成为“独特且分开的史观”。

简言之，社会史虽将女人包括在社经结构变迁的大叙事中，但却粉饰了性别差异附著的权力关系与经验落差。反观“她史”对“男人”、“女人”经验差异的坚持，反而建构了一个属于女人的大叙事，但也将性别的范畴划归成专属女性研究者的领域。

更进一步，有论者又将社会史与“她史”简化成“女人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平等派’”与“女人有别于男人的‘差异派’”的知识论及方法论上的分歧。

然而，这个二分法根本是假议题，因为对立于“差异”的是“同一”而非“平等”。事实上，平等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个人或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出于特定目的而被视为“等同”（equivalent）而非“同一”（identical）。

不过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社会史或她史的方法，都假设了一个稳定的“女人”的概念（指称一个相对于“男人”、超越时空的群体）。因此斯科特提醒我们，女性主义的历史实践应以“性别的历史”为核心，而非“女人的历史”——这个观点，其实也间接回应了今天许多女权运动的倡议。

从斯科特的方法论出发，性别指称的是不同身体、话语、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流动且多元，也随时空变化，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构成要件。在这个流动结构之中，语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在人们疏忽、沿用、承袭、重复之中，如何将偏颇的角色分配固定下来，并赋予规范力。因此若将“两性平等”视为性别平等的策略，未反省“性”被赋予的意涵，也是治标不治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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