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展2018】“爱情文学”是甚么？从罗曼史与五四“浪漫爱”说起

2018年香港书展将主题定为“爱情文学”。以“爱情”作为卖点，从市场推广角度考虑的话，实在不失为一个聪明的选择——有哪个人从来没看过爱情故事、被爱情故事吸引呢？我们总是先从故事中看到、想像爱情，后来才真正接触、进入到爱情关系当中，并且在往后的生命当中，继续投入不同的爱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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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尽爱情，殊不容易；要找到没有爱情描写的文艺作品，更是甚为艰难。究竟“爱情文学”是甚么？爱情在文学作品当中，占据著怎样特殊的位置？可惜书展并未清晰说明“爱情文学”到底是基于怎样的标准划分而来，以下将尝试追本溯源，从历史悠久、与爱情密不可分的西方罗曼史开始说起，继而解释与近代所理解的爱情最为接近的“浪漫爱”（romantic love）的兴起背景与意义、“浪漫爱”在近代中国的呈现，最后回到香港的问题：“爱情文学”与“爱情书写”之间有何关系？对于这些入选作家，除了以“爱情文学”来理解，是否需要更多说明呢？

罗曼爱、罗曼史与爱情小说

时至今日，罗曼史（romance）一词似乎已经完全消融到中文文化当中，足以泛指所有与浪漫爱情相关的故事，唯一不变的，似乎是它依然是通俗文化中历久不变、叫好叫座的创作主题。

虽说罗曼史是通俗读物的常见题材，但是亦不乏文学经典名著，点击图片了解更多：

追本溯源，罗曼史作为一个透过翻译传入中文世界的西方观念／类型，具有特定的核心元素，例如一男一女相识、相恋、遭遇困难、克服困难、以结婚团圆为结局等情节（Pamela Raggi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omance Novel）。若然“结婚大团圆”是罗曼史类型中的关键情节，想必现时很多以“罗曼史”作为宣传卖点的通俗小说、电影、漫画，都有失格之嫌。要更好地说明爱情小说，或小说当中的爱情元素，也许从“浪漫爱”（romantic love）一词入手，将会更为适切。

必须正视的是，“浪漫爱”指称的是，重视个人选择、以爱情为婚姻基础的爱情观。“浪漫爱”的兴起与西方社会内工业革命、中产阶层、核心家庭、个人主义、小说与民主国家的兴起密不可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的社会结构改变，以核心家庭的兴起最为显著，个人逐渐从等级制（hierachical）的直向的亲属关系（kinship）（或如傅柯所言，血亲联系（blood））中脱离，过渡至以男女个人选择为基础、以横向的亲属关系（intimacy）所建立的核心家庭联系。

“浪漫爱”是一种属于中产阶级的爱情，用以与前工业革命时期、封建社会中的“宫廷爱”区别。在贵族阶级当中，爱情与婚姻是相互独立的观念：婚姻关乎两个亲族的联系；爱情则更多关乎个人情操，独立于婚姻以外，例如中世纪时期出现的“骑士爱情”，其实可以选择一个女性，让她长存于内心，成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而这个获骑士们置于心中的“理想女性”，通常都是已婚的贵族妇女。中产阶级、个人主义、浪漫主义、以横向的亲密性（intimacy）作为联系，可说是思考“浪漫爱”的性质之时，不可忽视的几个因素。

“自由恋爱”在中国：五四中的“爱情实验”

从等级制的亲属关系支配中脱离、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时代、个人主义……“浪漫爱”的兴起背景、该概念中兼带的自由自主精神与浪漫主义风格，似乎与五四青年破除儒家观念的礼教藩篱、高举个人与个性的诉求不谋而合；除此之外，自晚清开始以“富国强兵”、“增产报国”为基础，高举男女平等、女性接受教育与启蒙、女性出入与婚姻自由的解放女性运动（详见梁启超〈 论女学〉与金天翮《女界钟》），以及各种西方启蒙思想与文学作品的翻译，以为后来恋爱至上、婚嫁自由的小说创作主题酝酿著发展力量。无怪乎茅盾整理资料时指出，民国十年（1921年）四、五、六月的120余篇小说中，关于男女恋爱的占70多篇，而关涉到一般社会生活的20多篇、家庭生活的9篇小说中，多数仍以男女恋爱关系为中心（《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序言》）。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浪漫爱”在当时五四之时，也许只停留于“时髦”与“概念工具”的层面而未能完全广泛实践至现实层面。

关于“时髦”，张爱玲在五十年代于美国创作的短篇小说〈五四遗事〉，便尖酸又不失幽默地调侃了当时“自由恋爱”：两男两女泛舟湖上，女的戴眼镜以示“女学生”身份；男的写诗自称“湖上诗人”，“在月下朗诵雪莱的诗”，称两位女士为“密斯”（Miss / Ms）。最为讽刺的是，两位男士都是结了婚的人！张爱玲总结道：“差不多人人都是还没听到过‘恋爱’这名词，早就已经结婚生子……在当时的中国，恋爱完全是一种新的经验，仅只这一点点已经很够味了。 ”

张爱玲回顾式地书写五四的“自由恋爱”，在小说中让各种“新女性”、西方浪漫主义的符号不断浮出，将原本存在于“爱情故事”中男女之间的亲密凝视、浪漫气氛、交际情节捣扰得七零八乱。虽然最后那对泛舟湖上的“新式男女”，也说得上是“大团圆结局”地结成夫妇，但是有看过全文的读者，是必然无法单纯地将之解读为“自由恋爱获胜”的罗曼史或“爱情故事”的。

张爱玲喜欢拍照，点击图片查看更多

李海燕在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中引用凌叔华、丁玲、施蛰存、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小说为例，以启蒙情感结构（the enlightenment structure of feeling ）理解五四与后五四期间，在关于爱的论述当中出现的各种新主体性与新社会性的主张与实验。启蒙情感结构以高举“自由恋爱”的浪漫爱论述，对抗儒家意像中的父系社会结构；它强调个人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不可制约的道德选择与行动单位，个人自由与自主，是生而为人不可妥协、让步的坚持；因此自由地选择婚嫁对象，将可体现他们就是一个自主的道德代理人，这是基本的个人权利，即便是父母亦不能剥夺。“浪漫爱”包含著两种冒险精神：一方面，它代表著求爱与异性社交的刺激经验；另一方面，它是对儒家观念的仪式、家庭、父母权威的反抗，还有就是成为自主的道德主体，投身到“社会”与“民族”。

“爱情小说”标签以外，更多需要说明的是……

“浪漫爱”看似只是关乎二人（不欲说男女，虽然追本溯源，该词汇指涉的的确是为异性恋爱）之间的情愫、互动过程中细腻或暴力的亲密情感；一个时代的特征或一代人的征候，只要作者笔力足够铿锵、观察足够的仔细，在这个容易入口、香脆怡人的“浪漫爱”框架，或必须借助这个框架，总能达致最大的加成作用：费兹杰罗在二十年代写摩登女子（Flappers）的爱情与挣扎，记下那个爵士年代其中一道最为璀璨绚丽的风景。本届书展提出“爱情文学”主题来达到“以不同年代的爱情作品，侧写香港的时代演变”的宗旨，可见策划单位期望以通俗主题打通时代脉络的努力。

然而，就像罗曼史与“浪漫爱”虽然关系密切却不宜混为一谈一样；“爱情文学”与“爱情书写”或许同样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应该说，如果单纯将具备“爱情书写”的小说指称为“爱情小说”，难免会抚平了不同作家与文本之间的特殊性和“爱情”以外同样关键的各类叙述。

以张爱玲为例（姑且不讨论张爱玲的“香港作家”身份），她以香港为背景的作品，大部分跟她在 1939-1942 年间，从上海来到香港大学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有关。张爱玲1944年出版了香港书写的短篇小说集《传奇》，包括最为著名的〈倾城之恋〉亦收录在这本小说集中。关于这个结集，张爱玲早在1943年就于上海杂志《杂志》发表〈 到底是上海人〉，谈及这些故事的创作方向：“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花香〉、〈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八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著用上海人的观点去看向香港的。”张爱玲以近于南来作家、外来者的目光审视香港，构思了上述这些某程度上称得上“奇情”的爱欲故事。这样的观看角度，也许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张爱玲小说中机关处处、精妙幽微的设定，却是理解她的香港创作时，不容忽略的背景资料。

大概在“爱情文学”的标签以外，策划单位同样需要进一步说明、补充更多的文化背景，才能真正达到“以不同年代的爱情作品，侧写香港的时代演变”的主题宗旨。

以“爱情”这种普罗大众都易于想像、发生共感的主题，作为书展的主题与宣传卖点，其实不失为一个吸引年轻世代入场、接触阅读世界的好策略；再退一步说，也许将流行文学作家与严肃文学作家并置于“十大”这样的做法，的确值得再行商榷，但这样的处理方式若以市场推广的角度审视却有其合理之处。也许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到底“爱情文学”与“爱情书写”之间有何异同？这些为书展所选取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当中除了爱情元素以外，其他不应轻视、忽略的文化语境，应该如何在主题专区的展览中加以介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