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命哲学在中国遭遇“电影”——柏格森在中国 丨高俊杰

与其他欧美哲学一样，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也经过翻译在近代开始进入中国，并引起过热烈的讨论。然而，这位在著作中反复强调多样性、感知、创造，关注艺术，并在1920年代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在中国的传播路径是否仅限于思想界？还是曾经也在思想界以外，在文学界、艺术界被接受，甚至被这些界别的知识份子据之以进行柏格森式的创造？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平行文本．交集对话：柏格森在中国”座谈会，就打开了这一研究图景。

作为情感的媒介：电影与共鸣

一如之前的“平行文本．交集对话”系列，早于当日座谈会前，与会者就已知悉讲题对应的是两位讲者包卫红教授，及张历君教授发表过的论文各一篇。前者选择了其著作Fiery Cinema : The Emergence of an Affective Medium in China, 1915-1945的序文，后者指定的是研究论文〈心声与电影——论瞿秋白早期著作中的生命哲学修辞〉。然后二人在座谈会上围绕两篇论文作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及稍稍延伸当中某些观点。

从论文的内容看来，两位学者都是在不同的研究进路中遭遇上柏格森。有趣的是，二人都带出了柏格森与电影的连结：对包卫红来说，柏格森所提出的几个相互关连的概念，如知觉（perception）、形像（image）、感觉（sensation），就是启发她与之对话，并得以提出重新解读中国早期电影的新框架：情感的媒介（affective medium）的其中一个理论资源。她在书中直接道出，她是受益于柏格森认为知觉不是从一开始就来自主体，而是先外在于主体——我们的知觉，是由潜在的，非主体的形像所促动，它中介了身体和对象物／其他身体的主张。对柏格森而言，知觉不是在身体客观、被动的反应，而是潜在的形像与身体连结，使本来潜在的感觉（sensation）被现实化的过程。这个经验的过程就是情动（affect）。同样道理，在包卫红看来，电影不只是一个技术媒体，不只是这个技术媒体制造的影像，不只是使这些影像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电影是一个经验的媒介，让人们在特定的媒介场域中，由影像触动身体，使他们经验到被牵动、被影响的整个过程。

在座谈会上，她补充说，柏格森使她得以摆脱将电影简单地视作传递讯息的传播工具，将它缚定在一种单一的，特定的媒体（media）上的本质论的研究倾向，而是把电影视作媒介（medium），将它置放在媒介史、思想史、文化史交织而成的场域中重新打开，也同时对她自己感兴趣的不同研究领域，如媒体考古学和情动理论作一些回应。

但包卫红亦非常清楚自己并未完全沿袭柏格森的观点去展开研究。她举自己的书中将电影与火加以连结的方法，来说明自己与柏格森既有共鸣，也有差异的部份。例如谈到火，就理所当然会联系到柏格森的思想中关于生命力的问题，而火同时也除了是时间上的绵延外，也消除空间的鸿沟，制造出空间。然而，在柏格森的思想中，相对于绵延、时间，空间显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她自己提出情感的媒介，却终究还是一个更多偏向空间的概念。另外，她也不认同柏格森将情动与感觉连结，而感觉与行动之间却隔著一道鸿沟：即感觉有可能导向行动，但不肯定会直接转换成行动的看法。她选择强调情动本身就是行动。在这位电影研究的学者眼中，情动就是公共空间中身体与众多其他身体在经验，在行动的层面上的相互影响。循此进路，显然属于政治宣传的电影，如抗战时期在重庆制作的电影这类使不少研究者感到棘手，不知如何恰当地把握的研究对象，也可以被置于到这个层面去谈，因为这类电影所竭力召唤的感染力，正正要用情动，甚至用政治行动才能解释。

除了提供方法论上的启迪外，对包卫红来说，“柏格森在中国”同样意味著他的生命哲学曾实实在在触发了当时电影工业内，一些导演、编剧、影评人对电影的构想。包卫红在书中的第一章中展示了相关的史料作论证，例如在不满于当时中国电影缺乏生命力的卢梦殊、陈趾青等人写的文章里，她看到他们逼切地召唤一种能真正引发观众共鸣，影响观众的电影。她也观察到被这些人肯定的电影，包括被称为“新英雄主义”的电影中，也包括武侠片这电影类型下新兴的次类型：“火烧片”（即当时深受欢迎的《火烧红莲寺》及一系列相关的电影）中，对身体的行动，及其因而展示出的力量的强调，对于火的意象的反复使用，其实就是对柏格森，对深受柏格森影响，其著作也在中国引起很大回响的厨川白村的共鸣。比如说，她考证出一篇在1927年一本电影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观众的共鸣〉中，作者认为电影“隐藏著一种刺激的媒介物，将暗示传递于观众，激起内心之波动，立刻应之而共鸣，使观者受了无形的感动”的主张，其实是来自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而《苦闷的象征》的作者就是厨川白村。

柏格森式的“电影”认知机制，与佛家思想的遭遇

相比之下，张历君的论文通过瞿秋白所带出的“电影”与柏格森之间的连结，其实更接近柏格森本人在《创造进化论》曾直接提过的构想：理智的运作，就像是电影这套机制般，它只可以捕捉到事物每一个静止的瞬间，然后重构出一种客观的，外部的认知；这套机制认知的是物质世界，却无法让我们理解生命。因为生命是绵延，是连续的运动、变化。要理解生命，就必须把握有别于理智的直觉。直觉把自身投入到生命之内，从内在去感知流淌其中的生命冲动、变化，从而把握住其本质。这一理解，被瞿秋白直接引入到两本俄国游记中，作为客观认知的比喻。张历君爬梳出瞿秋白是从亲戚瞿世英那里，及当时介绍柏格森的哲学书藉中接触到其生命哲学。他这一研究进路更捕捉到在电影机制的客观认知以外，瞿秋白思考生命的主观认知，既包括了柏格森式的直觉，同时也掺杂了佛家思想。

有趣的是，这两套认知，正正是在这位知识份子搭乘西伯利亚铁路时汇集起来的：从奔驰中的火车车卡向外望，火车的车窗就像电影屏幕般，构成了一种物质和生命都在流动的独特视观。

张历君在座谈会上把“柏格森在中国”的论题延伸开去，他谈到这位哲学家作为一个切入点，帮助我们跨越许多思想体系之间，被设想为理所当然的边界，如左翼政治与在后来被理解为带有右翼倾向的生命哲学，曾在一种鼓动行动、变革的五四新文化氛围中是有所交流的。除此之外，柏格森亦让我们可以从横向及纵向两个纬度，看到当时一个相当复杂的，跨国、跨时代的知识网络：前者所打开的，其实也包括了另一位也大谈生命哲学的哲学家倭伊铿（Rudolf Christoph Eucken）的思想，和在同一历史时间段的日本，因著这两位哲学界而触发的大正生命主义——这条脉络正正是之后影响中国文坛甚深的厨川白村著作得以诞生的土壤，同时又影响了一大批留学日本的知识份子，如鲁迅；后者则促使瞿秋白、梁漱溟等人借助柏格森，重新与中国传统思想如佛家思想开展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