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读马克思（二）：马克思为甚么独爱伊比鸠鲁？｜夏莹
作者：夏莹 激进阵线联萌
作者按：
我们跟著夏莹老师的文字一同去到了历史悠久的特里尔小城——马克思的故乡中，在那个时代与环境下“遇见”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
这一节我们将继续跟随夏莹老师的步伐，去思考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他的哲学起点。
1839年初到1841年，马克思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很长——但相对于当时的德国论文标题似乎也算是短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比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这近乎可算作是马克思的一个哲学起点。
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研究符合当时所有大学里都在流行的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精神：逻辑与历史的完美统一。希腊是整个哲学的起点，同时也成为了马克思思想的起点。
然而叛逆的马克思显然不会成为任何一个既定的逻辑体系中的一个必要环节。
所以当他选择希腊哲学作为其博士论文的时候，显然包含著某种思想弑父的情绪（所有的博士论文在本质上都“应当”包含这么一点色彩，否则很难有所创建），因为在其博士论文的序言部分，马克思就斩钉截铁地说：
“对于这篇论著的物件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前人的著作”。
（《贺麟全集之马克思博士论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而“黑格尔虽说大体上有了正确的规定，不过由于他的哲学史——一般说来哲学史是从它开始的——那样令人惊服的及其庞大和大胆的计划，一方面使得他不可能深入到个别的细节，另一方面他对于他主要叫做思辨的观点，也妨碍了这个伟大的思想家，使他在这些体系内认识不到他们对于希腊哲学史和一般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同上，第10页）
这里有两个判定，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
其一，只有黑格尔写了一部哲学史。这个判定之精准足以展现出青年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深刻理解。
黑格尔的哲学史是包含著立场和态度的哲学史，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哲学史本身，因为哲学史对于黑格尔而言，绝非如同一些思想的碎片，随便散落在不同时代的各个角落，恰恰相反，在黑格尔那里，他认为重要的哲学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说出了特定的观点，都绝非随意的，因为它一定是哲学史的整体性发展已经预先规定了的。
因此那些略微偏斜出这个规定的思想家，可以完全不入他法眼，也就不算甚么哲学家了。
因此，在黑格尔的哲学史中，即便谈论到马克思所钟爱的这段历史也显得草草了事，而且评价不高（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所以马克思的这一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此时一个满口还在跟著黑格尔喊著自由意志，自我意识的马克思，却已经发现了黑格尔的“思辨的观点”是有问题的。这个小小的指认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著大大的意义。
思辨（speculative），在经济学中意味著“投机”，在哲学中则更多地意味著一种仅仅固守于思维中的游戏。它不仅要求用抽象的概念表述一切，更重要的还预设了一种概念与现实的预定和谐。
老黑格尔（这个时候，黑格尔已经进入他的晚年法哲学时期）就这么有自信，他就用了一整部概念组成的《逻辑学》去表达他所理解的现实的真理。
现实世界街头巷尾的那些个事儿，的确不那么重要，表达它们的概念才是它们的真理本身。哲学家讨论真理就好了，这是哲学家思考现实的一种方式。
青年马克思，这个时候，还刚刚只是学著用一个希腊人物的研究来与他的思想导师唱唱反调，但却已经开始意识到“思辨”这件事可能有问题。这对于后来成长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来说，不应算是一件小事。
说了半天马克思的“序”，很抱歉，还没有进入正文。
不用著急，如果不理解这个时候马克思究竟想干甚么，我们直接进入这篇学位论文，你一定会觉得有些部分，马克思实在太过于沉迷在一些细节的分析上，多少有些boring，但如果我们知道他要做甚么，那么这些细节就变得很重要了。
比如，我们需要留意马克思在序言中对于普罗米修斯的热情赞颂：
“普罗米修斯自己承认道：‘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这是他的自白、他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同上，第11页）
这个时候的马克思终于还是一个片面的小黑格尔主义者。他用普罗米修斯所隐喻的不过是黑格尔思想中对自由意志的强烈关照。
说他还是片面的，因为，对于黑格尔而言，自由，并不是一个自我意识的“任性”，即如青春期的叛逆，总要摆出一副与现实作对的样子——而显然，普罗米斯修斯对一切神灵的痛恨，却如同一个青春期的躁动——相反，黑格尔的自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契合与统一，是一种能够在物件化世界中看到自我的和解。
好吧，这些晦涩的表达，可能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搞懂的，但或者随著我们深入阅读马克思，黑格尔的这套“黑话”却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
然而，这个时候的马克思对于自我意识如此强烈的歌颂，只能算是黑格尔思想的一个片面化的解读，对于一种带有主观任性之自由的歌颂。
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问题框架，马克思将目光投向了伊比鸠鲁，这个在希腊研究界不太热衷讨论的人物。
如同任何一部规范的学位论文，马克思颇有耐心的用了一些气力来梳理这些前辈的研究者，比如在第二部分“对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与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关系的判断”一节，这些观点大致相同，大体上将伊比鸠鲁视为古代原子论创始人德谟克利特的一个“简单的剽窃者”（同上，第17页）。
的确，两个人都强调原子对于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基始性的地位。
对于马克思而言，他的博士论文的“创新点”却在于清晰的指认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重大区别：
比如，面对感性世界，德谟克利特因为缺乏伊比鸠鲁的独断性，几乎要戳瞎自己的双眼，以期得到真理，但伊比鸠鲁却以独断的态度获得了满足和幸福；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看作为现世界的反思形式……必然性是命运，是法律，是天道，是世界的造物主。而这种必然性的实体是物质的抗击，是物质的运动和冲击”。（同上，第23页）
而与此相反，伊比鸠鲁则认为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并不是他不相信命运，而是伊比鸠鲁确信：
“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走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是开放著的，这些道路是很多的，是很短的、容易走的。因此谢天谢地，在生活里没有人可以被束缚著。而面对必然性本身加以制约倒是许可的。”（同上，第23页）
谢天谢地，我们有了伊比鸠鲁，否则，人是否就只能拜倒在必然性的石榴裙下，不得翻身呢。
如果看了马克思所列举的这些差别，相信你也会多少爱上伊比鸠鲁。毕竟对于幸福，安乐和自由的追求，作为启蒙后的我们，又有谁会否定呢？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多少会理解马克思为甚么独爱伊比鸠鲁了吧。
正是伊比鸠鲁而不是德谟克利特，在古希腊哲学中最为直接的弘扬了感性的人挣脱必然性之束缚的可能性。伊比鸠鲁就是当时马克思理解的以自我意识为轴心的黑格尔的古希腊代言人。把这个思想家挖掘出来，加以详细讨论，在那个年代一定是颇有创新力的。
相信如果我是当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我会极为真诚的在他的答辩表格上写上一句今天博士答辩中常出现的套话：
该论文论点清晰，论证有力，填补了当前学界的理论空白，并极富有现实意义。
至于其现实意义究竟是甚么，我愿意留待下回分解啦。
多余的话：
据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中的记载，马克思在1841年4月15日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学位。（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第32页，2016年版。）换言之马克思博士学位并非通过答辩而获得。
从后来马克思一贯的论战式的文风来看，我曾认为马克思一定是一个极为善辨的人。但从以赛亚·柏林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活与他的环境》（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中一段对马克思公众形象的描述，让我著实为他的论文答辩捏了一把汗：
柏林这样描述马克思为数不多的几次会议发言：
“他的发言承载了过多的材料，并以一种单调和粗糙的方式被传达出来，其所激发出的只能是听众对他的尊重，而非热情。他是一个理论家的性格，一个知识份子，直觉上避免与大众的直接接触……”（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life and Enviro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