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杜赞奇：以循环历史挑战发展主义丨董牧孜

熟悉印度裔历史学家、汉学家杜赞奇的人，必定知道他的代表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这本书提出以“复线的历史”来取代我们习以为常的线性、进步的历史观，而后者正是近代民族国家普遍的史观：它接受了西方启蒙的现代化叙事，要求建构一种从远古到现代、发展进步的民族主体。杜赞奇的创见在于对西方中心的现代性及民族国家观念说不，并呼吁研究历史话语的形成过程，看清历史话语如何摄取或隐匿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在主流话语系统之外寻找历史性。

近些年，杜赞奇以亚洲视野重审全球现代性的研究野心，又转向了全球生态危机这一领域。这种转变体现在他的著作《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之中，大抵是以灵性的、宗教的亚洲智慧来回应全球生态危机问题。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14年，简体中文版于去年新出版。2018年4月10日，杜赞奇围绕这本书的核心概念，透过Skype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主办的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in Asia: Ecological Crisis and Cultural Responses国际工作坊做了题为《神圣的生态：当代亚洲的可持续性与超越》（Sacred Ecologies: Sustainablility and Transcendence in Contemporary Asia）的主题演讲。

这已不是杜赞奇第一次就全球现代性与环境问题做主题演讲，而他的说法在当今生态研究之中亦是相当流行。简言之，即重新思考亚洲的传统宗教及思想资源，如何在经历现代性演化之后仍保留著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可能。

我们很难指望由主权国家来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因为在民族主义面前，国家利益（诸如GDP竞逐、资源控制）总是高于整个地球的利益，去年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便是一例。正是西方现代性造就的发展消费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主导的全球竞争动员，导致当今环境可持续性的岌岌可危。现代普世主义是失败的，当主权国家取代此前的宗教，成为今人眼中最高的普世超越性时，我们只会陷入部落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竞赛。

在杜赞奇看来，超越性（transcendence）与循环历史（circulatory history）两个概念是处理全球环境问题的关键。何谓“超越”？在亚洲思想中，不可侵犯的、神圣的道德空间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非宗教的，普通人身上也能出现神圣性。地球的持续性发展也可以是一种超越性的理想。当今正是非西方国家崛起的时代，杜赞奇认为，恰恰在亚洲传统思想诸如儒学、佛学、印度教之中，我们发现了迥异于西方理解个人、生态及其整体关系的路径。

杜赞奇认为，从前现代到当代一直有另类文明能量的存在，一种超越性的遗产贯穿了亚洲的传统，也体现在当今世界宗教社会的转型中。而这正因为历史本身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的，这种循环历史是我们整个星球所共享的遗产，尤其在面对全球环境危机时更是如此。因此，他强调在国家和跨国组织之外，那些宗教和非宗教的绿色公民社会及压力团体对环境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论是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佛教环保运动和“活跃森林僧侣”运动，还是释证严法师领导的中华佛教团体，以及中国道教协会的风水林和环保论坛，乃至当今流行于中产阶级中的灵修活动。

对于杜赞奇而言，这些非现代环保意识之下的传统宗教活动带来了环保的不同可能性，纾解了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联手对这个星球所造成的生态破坏。然而笔者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真的能将环境正义问题的解决寄望于此类所谓灵性的、超越性的泛亚洲宗教传统之中吗？所谓对话式的、回归传统的超越性，难道不也是镶嵌于资本主义的规则下，并受限于现实条件下亚洲各主权国家差异的政治经济与错综关系之中吗（或干脆如罗贵祥所说“没有亚洲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