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有恶报为何是悲剧？论《伊底帕斯王》与《马克白》

作者：叶俊贤（清华大学哲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是古希腊悲剧文化的伟大结晶；而英国伟大文学家莎士比亚所著的悲剧《马克白》，则代表了两个西方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相结合的近代文化产物。两个作品之间表现出了某种一致性和差异性。从一致性的方面来说，两者均描绘了相似的悲剧主题：人与其命运的对立，甚至还使用了相似的具体情节，即出现某种贯穿全局的必然命运——在《伊底帕斯王》中是神谕，在《马克白》中就是女巫的预言，这些一致的地方可以理解为近代西方对古希腊作品的文化继承。但如果从两者差异性的方面来看，《马克白》体现出的更多是基督教文化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所建立的悲剧理论作为基础去看，以《马克白》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悲剧，似乎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同于古希腊的悲剧元素。这些差异均能在两者所处的文化语境——希腊神话以及基督教圣经中，找到其相应的文化源头。此外，虽然在悲剧的情节和人物设定上，《马克白》好像完全违背了《诗学》中提到的悲剧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情感所需要的元素，但经过进一步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差别，只是自古希腊悲剧根基上所作的外在变化，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古希腊的理论框架。对于上述提及的各项要点，本文尝试从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中予以分析，最终将揭示出《马克白》与《伊底帕斯王》在本质上同为悲剧所具有一致的理论要素。

《马克白》与《伊底帕斯王》的异同

稍作比较，便可以发现两部悲剧之间存在著某种形式上、内容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首先，两部著名的悲剧作品具有相近的情节，都反映了对某个悲剧主题，即“人与其命运对立”的描写，而且两者均存在著某种贯穿故事始终的外在必然性，但在细节的处理上却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地方。

在《伊底帕斯王》中，这样的外在必然性是以一种强有力的、不可抵抗的、无法逃避的、来自天上神谕的形式而呈现的。当主人公伊底帕斯得知自己将要杀父娶母的命运后，竭力去抵抗和逃避可怕的命运，可是，越是抵抗逃避，他就越是接近既定的命运，最终事情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进行。

在《马克白》中，不存在独立于人意志之外的、冷酷无情的强制力量，命运似乎完全取决于人的意志，它透过人类的内在欲望而被唤醒起来，女巫的预言总是体现为某种可能性或模糊性。但经过分析以后，很快便能发现，所谓的自由选择也只是一种必然性的“变体”，是以某种更隐蔽的情况作为条件的，本质上和《伊底帕斯王》中的神谕同样是一种外在强加的必然命运。

在伊底帕斯的悲剧中，天神仿佛早已把握一切事情，仿佛知道伊底帕斯得知神谕后，会极力避免悲剧的发生，在此以一种直接强硬的方式，干涉主人公的命运走向，使主人公一下子就步入圈套中。例如：疫症的蔓延，使得伊底帕斯苦苦追查本可能被尘封的，关于老国王拉伊俄斯的被害真相，这也成为了伊底帕斯后来知道自己杀父的原因；而先知以及牧羊人的话语，更是加快了主人公悲剧的发生。在这里，主人公看似有著选择的自由，他的行动看似都出于自己的意志，例如他本可以不帮助忒拜的人民，任由他们被斯芬克斯吃掉，本可以逃之夭夭不去追查父亲被杀的真相，但实际上他却只是天神达到其目的的“工具”或“手段”。

各种表面上看来偶然的事情，不管是伊底帕斯碰巧在路上遇到生父，而导致杀死父亲的悲剧，还是偶然破解史芬克斯的谜题，从而拯救忒拜人民，迎娶生母，甚至是疫情的突然爆发，让俄狄浦斯不得不找出“真凶”，引发真相等等……种种因素都以一种不可预知的、突如其来的方式出现，当中的任何一步都是主人公事前所无法掌控的，是以天神赐予的必然宿命而来的。可以想象，即使伊底帕斯没有在三岔口上碰见父亲，他仍然会在另一情景中杀死父亲，因为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的命运。

根据斯宾诺莎《伦理学》对自由的解释，自由就是自因，亦即自身的发展出于自身，自身之内包含了自身发展的原因。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原话是：“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在此可以理解为，人们自己行动的原因出于自己。换句话说，人们能决定自己的行动，而不被外在事物影响时，才是自由的。黑格尔在《小逻辑》中，也论述了这样一种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他认为自由就是同时在自身以及外物之中，亦即自己倚赖和决定自己。

同理，在伊底帕斯的故事里，任何因素都无法被主人公所认识的情况下，他的每个决定就只有受制于眼前的外在条件，因此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瘟疫肆虐，使得伊底帕斯不能对人民的生死置若罔闻，在不知自身是灾祸根源的情况下，必然以人民的命途为首要考虑，他甚至连顾及自己私心的可能性都没有。早期的古希腊悲剧中，这种外在的必然命运，更像是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如人生必有一死，任何人都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然而不同的选择都无法改变最后的死亡），是无关于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如同伊菲革涅亚的悲惨命运一样，伊底帕斯的结局是早已被决定的，不存在其他可能。无论采取任何一种行动，最后事情还是一如既定般的来临，其表现形式是冷冰冰的、没有商榷余地的。

欲望、命运与原罪

然而，经过基督教文化的洗礼后，这种悲剧命运在呈现方式上，却有了一些更为曲折的变化。以莎士比亚的悲剧《马克白》为例，故事中的主人公同样透过女巫的预言（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伊底帕斯王中的神谕），而得知自己将来的命运。相比于古希腊悲剧里，天神意向的直接介入和强制干涉，《马克白》中的情节设计更加复杂多变。

首先，女巫的预言虽然跟神谕一样，“准确地”预示了主人公未来的命运，但是并没有像神谕那样，直接把最后的结局揭示出来，而是逐渐引诱马克白亲手实现自己的命运。在这里并没有任何不可抗的、无法逃避的外在力量左右著主人公的命运发展，命运在此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呈现，它是以唤起主人公内心欲望的方式存在的。如前所述，马克白最终的命运并没有像伊底帕斯那样被完全地揭示出来，可以看到，马克白起初的决定似乎都有选择的余地，只要他在关键时刻压制住自己的欲望，后面的事情可能就无从谈起。

然而，这正是欲望可怕的地方，它是某种出于主人公自身，而又不完全能被主人公个人所掌控的事物。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指出的：“在一切冲动中，我是从一个他物，从一个外在于我的事物开始”，“被他自己的冲动所决定的自然人，并不是在自己本身内：即使他被冲动驱使，表现一些癖性，但他的意志和意见的内容却不是他自己的”。冲动（故事里体现为追求权力的欲望）更像是某种潜藏于人内在的外在必然性，虽然它看似内在于人，但人往往反过来被自己的欲望所牵制，欲望变成了一股无法被人控制的力量，它具有自己的逻辑，去诱导人们满足自身。它就像拉康所说的客体a，是一个空白的屏幕，在屏幕上人们可以投射各种欲望，欲望的逻辑就是要使自身保持为缺乏的状态，永远不能获得满足，同时又诱导著人们不断去追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而且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必然性。

马克白的每个行动都能事前预见某种结果，例如：马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杀死的是国王，而不是他人，并不像伊底帕斯那样，不知眼前的人正是生父；马克白是有预谋要杀死国王的，跟伊底帕斯在争执中失手杀死父亲的情况不同。因此，两部悲剧的差异同时也涉及到行为和目的的关系。在《伊底帕斯王》中，存在著行动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伊底帕斯的主观意向不想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与其在行动上杀死了父亲这一客观事实并不相符；然而在《马克白》中，行动和目的总是一致的，马克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弑君，就是要成为国王，这与他在行动上杀死国王是一致的。两者在外在必然命运中的过程是相似的，均存在著一些外在的原因（《伊底帕斯王》的灾祸，《马克白》的预言引诱），只有在必然命运的具体表现上存在差异。在两者各自代表的两希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的宗教或神话中，皆可以找到这种具体差异的文化渊源和原始痕迹。

在古希腊神话中，诸神的惩罚更多是直接降临的，人们若然冒犯天神，如对诸神不敬，没有按照天神的要求献祭等等……灾祸是直接降临人间的，以雷电、洪水等等各种天灾、疾病（如《伊底帕斯王》中的瘟疫）、妖怪（如斯芬克斯），或者以诅咒的方式（如忒拜国王拉伊俄斯被儿子所杀）惩罚世人。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伊甸园，但同时也创造了试探人类的分辨善恶树，亚当和夏娃被蛇所引诱而犯罪，就像马克白受到女巫和妻子的引诱和唆使一样。上帝赐予人类自由的意志，甚至包括作恶的可能，亚当和夏娃，正是在无法抵抗诱惑的情况下走向犯罪。善恶树的存在，代表上帝给予人类的某种可能性，作恶还是行善最终取决于人类能否经受试探和诱惑（从消极的一面看来，善恶树的设立提供了人类犯罪的可能性）。女巫的预言同样带有某种试探性，她们告诉了马克白成为国王的可能，但马克白却没有经受得住权力的诱惑，从而选择了弑君夺位的道路。

在旧约圣经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夏娃违反上帝吩咐的原因。她由于听信了蛇的话，认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后，便能拥有上帝般辨别善恶的能力，这是在挑战上帝的权威，企图达到上帝的地位（马克白同样在挑战国王的权威，企图成为国王）。从《马克白》整部悲剧看来，马克白及其妻子，不同程度地构成了马克白内心的某种隐喻。当马克白杀死国王，而感到惊慌恐惧，不知所措之时，妻子却冷静地为他处理好凶案现场。此时的马克白代表著其内心的良知，妻子却代表著追求权力的欲望。在悲剧的前半部分，马克白一直受到妻子的引导而行凶，这时的马克白是徘徊于良知责备以及权力欲望之间的。这在杀死班柯之后的表现尤为明显，良知的谴责使马克白看见班柯的鬼魂，而妻子却在一旁不停地教训和督促他，欲望尽管试图去说服良知，但至此还没有占据主导的地位。

到了悲剧的后半部分，马克白内心冷血和残忍的一部分逐渐突显出来，妻子的死亡反映了马克白的内心已经完全被权力和欲望所驱使。向恶的部分不再以妻子的形象出现，而是完全蒙蔽了马克白的内心，仅存的良知却退居其次，随著妻子的死亡而泯灭。马克白妻子死前不断洗手，却无法洗去双手血迹的表现，体现出基督教文化里，每个人生来均有的原罪。洗不掉的血犹如耶稣基督的死亡，十字架上的血并未洗脱世人的罪恶（基督死后人类继续作恶，原罪仍在），反而成为人类曾经作恶的铁证。

综观整部《马克白》，整个悲剧都看似是主人公一手造成的，但其实与《伊底帕斯王》一样，一开始就设定了某种必然的命运，逼使主人公走向预定的轨道。两者在某程度上具有一致的命运，都有某种必然无法避免的结局，但在《马克白》中这表现的更加曲折晦涩，有趣的是，女巫的预言都以各种方式实现了，其中可能有马克白本身的因素，但更多还是命运本身的必然走向。在结尾处，老国王邓肯的儿子似乎继承了苏格兰王位，这表面上违反了女巫的预言，但关于“班柯后人将会登上王位”的预言仍然有其实现的可能。班柯儿子虽没有紧接著马克白的灭亡而登上王位，但仍可能在将来成为苏格兰国王，结局并未排除这个可能性。而且从故事中的各种细节上推断，如马克白派去的杀手没有成功杀死班柯的儿子，以及班柯八位后人的显现等等，都似乎在不同程度上，隐约地暗示了预言将被实现的可能性。

故事中所有来自女巫的预言，至少是表面上，都被一一地实现了。马克白所能主宰的只有要不要杀死国王（甚至无法证明，麦克白杀死国王是自由的选择，还是命运的必然安排），至于杀死国王之前的考特领主之死，以及之后一系列无法被主人公所掌控的事情上——勃南森林的移动，战败后被剖腹子杀死等等，却足以证实其既定的命运。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之所以能够引起观众怜悯和恐惧的情绪，在于其描述了比平常人好一点的人的行动。正正因为比平常人好一点的人远远不是完美无瑕的，他们也会犯错误，这个错误却导致人们需要承受本不属于他们的巨大痛苦，如此一来便能使观众心生怜悯，怜悯主人公所遭受的不公平经历。此外，由于他们只比平常人好一点，因此比较接近平凡人，对于大多数是平常人的观众来说，容易产生想象，是否有天会因为自己的一个错误而引发巨大的灾难，这样就成功地引起了恐惧。

这里就涉及了更大的问题：《马克白》好像违反了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主人公马克白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坏人作恶不是罪有应得吗？平常观众不会对坏蛋心生怜悯，这样的大魔头也难以令观众产生共鸣（平常人大多不至于那么残忍冷血），那么它何以成为一部悲剧呢？只要深入观察，便可发现马克白不是生下来就成为一个大魔头的。从出场时的设定看来，他是在平定叛乱和抵御外敌入侵后，凯旋归来的路上遇见女巫的，可以推断出来，他为国家建立了一些战功，要不然国王不会如此信任他（如毫无顾忌的在他城堡中过夜），如果没有遇到女巫，没有被预言迷惑，他本可能成为一个受人民爱戴的英雄。马克白起初是在妻子的怂恿下杀死国王，甚至之后仍然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才看到班柯的鬼魂。

就这样看著一个本可能成为英雄的人物，在女巫的诱惑和妻子的逼使下，逐渐转变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从而误入歧途，人们的怜悯之情便由此而生。加之，正因为人类均有原罪，均有作恶的能力，均容易被欲望所驱使，所以观众便会害怕哪天像马克白一样，经受不住欲望的引诱，从而犯错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伊底帕斯王》与《马克白》在本质上都继承自同一个悲剧传统，亦即继承自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代表的古希腊悲剧理论，《马克白》只是在此既有框架内的变体，其悲剧文化的根基仍然没有与古希腊文明割裂开来。在保持古代传统悲剧理论的基础上，《麦克白》添加了更多创新的元素，从而进一步地发展了悲剧本身。然而，两者在本质上都继承自古希腊的悲剧文化，古希伯来文化的入侵更多是为近代的悲剧作品提供新元素，并没有真正动摇古希腊悲剧理论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