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种族主义的西方哲学丨蔡敬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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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丨蔡敬贤

原载丨法意读书

作者简介

Bryan W. Van Norden是著名的美国当代哲学学者,以研究中国哲学闻名。现执教于美国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并在全球多所大学客座(如武汉大学)或兼任。著作包括: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和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法意导言

长期以来,西方大学的哲学系并没有专门的中国哲学方向、印度哲学方向或是其他非西方传统的方向。相关的学门一般都被划入东亚学、汉学、印度学、民族研究当中。在这篇文章中,Bryan W. Van Norden试图指出当代西方哲学学术界是如何有意地忽视非西方哲学,并指出这种忽略并非出自哲学上的理由,而是出自一种浅薄无知。他提议应该在西方大学中重新认识这些非西方的哲学传统,以更开放的胸怀接纳非西方哲学。

在今天我们称之为西方语境里的主流哲学(Mainstream philosophy),是狭隘的、缺乏想像力的,甚至是排外的(我知道我正在提出一个严肃的指控)。但若并非如此,对于在欧洲以至于整个英语世界里,几乎被所有哲学院系完全忽略了的中国、印度、非洲和美洲原住民的深厚哲学传统,又该作如何解释呢?

西方哲学曾经更加开放和国际化。第一个把《论语》(一部记载孔子言论的著作)翻译成欧洲语言的是受过严格亚里士多德传统训练的耶稣会教士。他们把1687年完成的这部译作取名为《中国的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亦作《孔子,一位中国哲学家》(Confucius,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中国的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耶稣会对中国哲学的描述使一些西方重要哲学家入迷,其中之一是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他对二进位制(为莱布尼茨所发明并成为未来所有电脑的基本运算系统)和《易经》内在的对应关系感到惊讶,这部中国经典以长短线(此指爻)来象征0和1,以此呈现宇宙的架构。在二十世纪,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对《易经》印象尤为深刻,他为此撰写了一本哲学序言。其中有些看法也与莱布尼茨的类似:虽然西方在接受基督教启示方面有著优越性,并在自然科学成就上超过中国,但中国人的确在实践哲学的成就方面超过了我们(虽然这样承认是有点羞愧的),更明确地说,是在使伦理学和政治戒律应用于当代生活中或是凡人的生命实践中超越了我们。

德国哲学家基斯蒂安•沃尔夫在他的公开演讲“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又称“中国实践哲学话语”(1721)中回应了莱布尼兹。 沃尔夫认为,从孔子所展现的可以看出,创建一个不以神圣启示或自然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体系是可能的。由于在演讲中沃尔夫提出道德体系可以完全脱离对上帝的信仰,此次演讲也在保守的基督徒当中成为一个丑闻,他们迫使沃尔夫放弃他的职位并被逐出普鲁士。然而,演讲却使他成为了德国启蒙运动的英雄,并旋即在其他地方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与地位。1730年,沃尔夫发表了第二次公开学术演讲“论哲人王与执政者”(De Rege Philosophante et Philosopho Regnante, 英译 On the Philosopher King and the Ruling Philosopher),赞扬了中国人会去向孔子或是其后继者孟子这样的“哲学家”求治国理政的方法。

中国哲学在法国也受到了重视,路易十五宫廷的主要改革者之一是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他在他的著作《中国的专制制度》(Despotisme de la China, 1767)中大力称赞中国的政府机构和哲学,以至于他后来被称作“欧洲孔子”。魁奈是自由放任经济学概念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以“无为”(不干预自然过程)而闻名的圣王舜身上看到了这个模式。自由放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今天。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8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来描述“无为”,他将其理解为是对政府进行商业监管的警告。 (呃,我没有说每个中国哲学思想都是好主意。)

《中国的专制制度》(Despotisme de la China)

由此可见在欧洲哲学界中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普遍的观点,莱布尼茨、沃尔夫和魁奈都是例证。 事实上,正如彼得·K·帕克(Peter K. Park)在《非洲,亚洲和哲学史:哲学经典形成中的种族主义》(Africa, Asia,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Racism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Canon,2014年)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十八世纪,被大多数学者唯一认真考虑过的选项是:哲学始于印度,哲学始于非洲,或是印度和非洲都向希腊提供哲学。

所以是什么导致了改变?正如同Park令人信服地指出,非洲和亚洲因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而被逐渐排除在外。一方面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哲学的捍卫者们透过有意重写哲学史使先前所有的哲学探索无论成果大小,都以其批判性的观念论为完成和顶峰。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欧洲知识分子接受白人至上主义的观点并使之系统化,认为没有高加索人群(译按:指白人)外的人种可以发展出哲学。 (即使出生在非洲北部的圣奥古斯丁,在欧洲艺术中也被描绘成一个典型的粉面色白人)。因此,把不是欧洲的哲学从经典中排除是一个决定,而不是人们所一直相信的东西, 这个决定并非基于一个合理的论据,而是基于欧洲哲学中亲信康德派的争论性考虑,以及那既从科学的角度看来毫无根据、在道德上又极其可耻的种族观点。

康德自己是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他将种族视为一个科学范畴,将其与抽象思维的能力联系起来,并且在演讲中给予学生理论上的种族命运——按照等级顺序排列:(将不同种族的命运、宿命理论化——且按照等级的顺序排定先后)

“白人的种族本身就包含著所有的(一切的)才能和动机。”“印度教徒......有著高度的沉著镇定,因此他们看上去都像是哲学家”,尽管他们有著易怒和坠入爱河的倾向。 “因此,他们的教育程度是最高的,但只限于艺术而不是科学。”他们永远不会表达抽象的概念。(康德把中国人与东印度人排在一起,并声称)他们是静态的......因为他们的历史书显示他们对当下的认知远不如对固有一切的认知。“黑人种族......充满了情感和激情,非常活泼,健谈,自负,他们可以被教育,但只能当作仆人进行教育,即可以接受培训。”“美洲的原住民是没有教养的,因为他们缺乏情感和激情,他们并不多情,也因此精神世界不丰富。 他们总是一言不语,一无所求,又懒惰。”

我们中国哲学专家对于康德对孔子的蔑视特别在乎:“整个东方不存在哲学...... 孔子在他的著作中只教授适用于贵族的道德教义以及列举先前贵族的例子……但是德性和道德的概念却从来没有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中。”

康德无疑是西方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四、五位哲学家之一。他断言,中国人、印度人、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是先天在哲学上无能的。当代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印度,非洲或美洲原住民没有哲学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只是一个巧合,也是十分惊人的。

如果说哲学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则我猜测那位发明苏格拉底的哲学方法之人并不是一 位哲学家。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虽然康德的种族主义前提是无稽之谈,但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哲学的本质是一个特定的西方思想谱系的一部分,这是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哲学研究生D•凯尔•皮恩(D. Kyle Peone) 在保守派刊物《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中所辩护的立场。Peone认为,正因为“哲学”是渊源于希腊文的一个词, 因此它只能代表从古希腊思想家中衍生出来的传统,尼古拉斯•坦皮奥(Nicholas Tampio)在本刊上给出了类似的论点:“哲学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理想国》

这些论点显而易见都是极其糟糕的(如Jay Garfield和Amy Olberding已经指出的那样)。 首先,如果一个词的词源决定了哪个文化“拥有”这个主题,那么欧洲就没有代数(algebra)了,因为我们最初是从阿拉伯语(al-jebr)中得到了这个词。 另外,如果哲学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那么我猜苏格拉底方法的发明者不是哲学家。 我那些教授和撰写关于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同事们也要纷纷失业了。

在那一长串试图简单地将非欧洲哲学定义为不存在的哲学家名单当中,Peone和Tampio只是其中两位。在“什么是哲学”(1956)中,海德格声称,“经常听到的西欧哲学这个表述实际上是一个同义反复。为什么?因为哲学本质上是希腊文的;哲学的本质是它首先占用了希腊的世界,也只有这样,哲学才得以被发展。”

同样,德希达在2001年访问中国的时候,震惊了他那位在中国哲学部门任教的东道主,因为他声称 “中国(传统)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即便他的听众都对此种言论感到极为震惊,德希达仍然坚持哲学与某种特定的历史,一些语言和一些古希腊的发明有关……这是欧洲形式的东西。

德希达和海德格的言论可能会好像显得在恭维非西方哲学,因为避免了纠缠于西方形而上学,实际上,他们的评论就像谈论“高尚的野蛮人”一样居高临下,他们没有这种西方腐化的影响所污染,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被挡在了更高文化的门槛之外。

在所谓的大陆传统中,不仅哲学家对欧洲哲学以外的哲学不屑一顾, 英国哲学家 G.E.摩尔(G.E.Moore,1873-1958)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之一,这种传统已成为英语世界的主流。 当印度哲学家Surendra Nath Dasgupta在伦敦阅读一篇关于韦丹塔认识论的论文时,摩尔唯一的评论是:“我无可奉告。但是我相信,无论Dasgupta说什么都是错误的。”在听到摩尔针对印度哲学体系的这种令人不安的 “观点”时,出席的英国哲学家都对此哄堂大笑。

把这个看作只是同事之间的笑话也许可以一笑置之,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摩尔时代,印度哲学已经被边缘化了。他的笑话本来就具有类似于今天专业语境下的性别主义笑话的排他效应。

Eugene Sun Park的案例说明了继承摩尔思想的后继知识分子如何同样狭隘。当Sun Park是美国中西部主流哲学系的学生时,他曾试图以提倡聘用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教师、或其他以不常被教授的哲学为专业的老师,来鼓励更多元化的哲学方法。他在报告中说,他发现自己“一再被他人的无视所糊弄,有时甚至是露骨的种族偏见”。一位教员告诉他:“这是我们素来的思想传统,不能接受那只能请你离开。”当Sun Park试图至少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到非西方哲学时,他被建议“转移到宗教研究部,或其他‘民族研究’者更受欢迎的系所。”

Sun Park最终从博士课程退学了,现在是一个电影制片人。还有多少其他学生,尤其是那些可能带来更多元化的学生,从一开始就被掐灭了,或者被退学了,因为哲学似乎只不过是白人男性的成就殿堂而已。

Eugene Sun Park

那些说中国哲学是非理性的人并没有真正去读它,只是无知地把它抛弃。

有些哲学家会勉强赞成,例如,中国或印度可能有哲学,但是后来却不如欧洲哲学。大部分当代西方知识分子都在这个问题上小心翼翼 。晚近的司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是一个例外,他在公开出版物上讲出很多人的真实想法,或者会在酒吧跟志同道合的人低语时才说出,他把孔子的思想称为“幸运饼干的神秘格言”。

对于那些断言“除了英欧传统之外,没有任何哲学,或者认为西方以外的哲学不好”的人,我会问下面的问题: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为什么他认为墨子以“自然状态”来为政府辩护不是一种哲学?他对孟子以归谬法来反驳“人性是可以被归纳成食欲和性欲”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他为什么驳斥庄子对怀疑论的无限回归论证?他对韩非子“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不依赖于政治代理人的美德”的论点有何看法?他怎么看待密宗的论点,即从根本上来说是“心”的,因为无意识的物质如何产生意识这种说法是莫名其妙的?他为什么认为柏拉图对话是哲学的,却不认为法藏法师的对话是哲学的?法藏法师在对话中针对“个人是取决于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论点进行了论证并回应了反对意见;他对王阳明在“知善而不能行善是不可能的”这一主张的论证有什么看法?他是否认为戴震在我们自然意图的普遍性中创建一个自然主义的道德基础的努力令人信服?他对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或者刘少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有什么看法?除非辅之以个人道德转型理论,否则是不连贯的?他更喜欢提出《维摩经》中的妇女平等论,还是新儒家李贽或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给出的论点?当然,对于每一个问题的回答,是那些认为“中国哲学是非理性”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这样的论证,因为他们不去理解中国哲学,只是无知地拒绝了它们。

令人沮丧的现实是,像康德、海德格、德希达、摩尔、斯卡利亚还有Sun Park遇到的那位教授所做出的这些评论都是1979年跟萨伊德(Edward Said)同名书中所说的“东方主义”的表现:从埃及到日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是西方对立面的极端——“东方人是非理性的,变质的(堕落的),稚气的,‘不正常的’,与之相反的是,欧洲人是理性的、有德性的、成熟的、‘正常的’”。 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不需要真正阅读中文(或者其他非欧洲的)文本,或者认真对待他们的论点;因为它们被预先解释了——“东方”在任何实际目的下都是柏拉图哲学的精髓,任何东方学家可以检查、理解和阐释它(既然柏拉图已经把东方的精髓说透了,那东方思想家说的就是废话了)。而这种本质保证了中国、印度、中东或其他非欧洲思想家所说的东西最多是古怪的,最坏的是——愚蠢的。

这篇文章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失望,我的例子(正面和反面)都把焦点放在了中国哲学上。 这是因为中国哲学是我所知道的非西方哲学领域,我主张我们在英欧主流以外教授更多的哲学,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同样擅长讲授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哲学只是美国哲学部门忽略的大部分不太常用的哲学之一,这些哲学部门包括非洲、印度和印地安哲学。虽然我并非上述那些哲学传统的专家,但我对它们能够为哲学提供的丰富内容有足够的了解。

关于“非洲哲学论文”请阅读:由Kwame Gyekye撰写的“Akan概念方案”(1987年),Kwasi Wiredu的“哲学与非洲文化”(1980年)或Jonardon Ganeri的“古典印度哲学”(2001年), Mark Siderits的“作为佛教的哲学”(2007年)或James Maffie的“阿兹台克人哲学”(2014年),或者密歇根州立大学Kyle Powys Whyte的著作“印第安人的环保主义”。

很多受到希腊罗马传统范式影响的哲学(因此特别容易融入到课程中)也在主流中被忽视,包括非裔美国人、基督教、女权主义者、伊斯兰、犹太人、拉丁美洲人和LGBTQ。将其中的任何一个加入到课程中,都将是朝著更多元化迈出的积极的一步。

我不是要试著说明当代主流西方哲学都是坏的或是其他哲学就都是好的。有些人屈从于这种文化摩尼教(译按:作者指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但我不是其中之一。 我的目标是通过拆除壁垒来扩大哲学的领域,而不是修筑新的墙。 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更加忠实于每种文化中最好哲学。当古代哲学家第欧根尼被问到他来自哪个城市时,他回答说“我是世界的公民”,西方的当代哲学已经失去了这个观点。为了增长智识,吸引日益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并保持文化相关性,哲学必须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义理想。

翻译文章

Bryan W Van Norden ,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ttps://cup.columbia.edu/book/taking-back-philoso- phy/9780231184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