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IS ART 光影艺术祭】人离乡贱：《守护者》中的香港外佣
上周，讲述香港外籍家庭佣工的纪录片《守护者》（The Helper）在香港百老汇影院只映一场（MOViE MOViE: Life is Art，去年也曾经映过），观众坐了满场。这部纪录片由英国导演Joanna Bowers拍摄。她来港的第一个星期天，已被成千上万外佣占据城市街道的场面所震撼。怀著对于女性艰难处境的敏感与共情，她数年来心心念念关注外佣团体，并众筹9万美元摄制此片。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这部外佣纪录片的白人观众不少——甚至将近一半。散场时，零星见到几位结伴而来的菲律宾女性，衣著得体、妆容明丽。
不过，《守护者》虽情感充溢，却大抵只是在人生故事层面上处理外佣的普遍经验，而如此温情的人道主义叙事也就难以真正触碰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这些母亲何以接二连三踏上外佣之路？菲印母亲与香港的白人及港人母亲，难道不是有著根本性的不同？这些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女佣，多数是已婚女性，许多人为了工作牺牲家庭，有人从孩子一岁起就出国工作，成为与家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分隔的跨国家庭（transnational family）。然而，当她们选择成为事业女性时，却吊诡地走上了一条回归家庭之路——在别人的家庭成为女佣；她们作为情感劳工的工作，恰是将第一世界的妇女从繁重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而对自己的家庭而言，却遭受著子女的指摘与不满，与留守的“家庭主夫”情感疏离。
殖民结构下的海外劳工
《守护者》塑造了菲印外佣悲情、坚韧的母亲形象，并向世人重申外佣并非只知洗衣做饭的愚昧者，而是富有才华和追求的完整之人。然而，如果不是将这种现象置于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我们将难以理解为何会有如此矛盾的情形——为何影片那些惊人的歌唱天才、表现力惊人且英文出色、谈吐风趣的菲律宾女人，会远赴海外并从事家佣如此辛劳起且不体面的工作？
家佣的个人牺牲以及对香港社会的贡献，仍然是一种经济行为，它背后是海外劳工产业在殖民结构下的延续。以菲律宾为例，家庭帮佣其实仅仅是菲律宾整个劳务输出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此现象更直接嵌于菲律宾长期以来作为殖民地令人唏嘘的历史，及其在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中的发展位置。
海外劳工的发展总是与殖民主义扩张有密切关联。从十六至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殖民时期萌芽，至十九至二十世纪的美殖民时期，大规模有组织的菲律宾海外劳工群体出现，成为美国殖民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这在最初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海外劳工群体不仅是殖民主义剥削的对象，亦是殖民帝国剥削过程中用后即弃（disposable）的“工具”。至1946年菲律宾独立，美国对菲律宾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仍有把控，致使其战后经济恢复与社会重建举步维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菲律宾出现严重经济问题，国民收入水准不断下降，失业率激增，贫困人口增多。1974年颁布的《劳工法典》（Labor Code of the Philippines）成为缓解就业危机的宝典，推动将国内剩余劳动力输出到国际市场。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初，菲律宾海外劳工的主要目的地是中东国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东亚的发达地区如香港、日本、新加坡也成为热门目的地，越来越多女性加入其中。国家将其视为拉动经济的“民族英雄”（national hero）；但是，外劳的苦闷并不会因此削减，其处境依然紧握在雇主（国）手中。
《守护者》影片之中有才华、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多是在1970年以来教育商品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她们往往出身农村，是家庭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然而，她们所受的教育也被研究者形容为“没有出路的教育”，因为如此取得的文凭很难为其带来体面的工作收入。为摆脱贫穷，在国家鼓励劳工出国打工的政策驱使，这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下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在香港每月4210港币的最低收入，足以令其成为家乡的中产阶级——这点与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有所相似。
2017年，中国大陆将高薪引入菲佣的新闻一度在中港引发争议，而近年，也有不少讲述外佣的作品或是外佣的创作进入大众视野，提供了不同的观看政治。比如香港的菲佣Leeh Ann Hidalgo便开办了自己的摄影展。在菲律宾时，她曾是备受尊重的中学教师，但来到香港后，因“我在别人眼中，只是一个佣人”而备感压抑，直到成为摄影爱好者，开始以手中摄影镜头的凝视来回应这座城市的凝视。再比如，普利策奖获得者阿列克斯·提臧（Alex Tizon）的非虚构作品《洛拉：我家的奴隶》，讲述了作者对于家中女佣菲律宾女人洛拉一生的记忆碎片——作为家中无薪的劳工，洛拉成了他们移民美国梦中最为矛盾的部分。
《守护者》对于外佣真实故事的呈现，多少透露出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对于少数族裔女性佣工的理解和想像方式——这与她们自身的情感脉搏如此相近：在选择成为母亲还是投身事业的两难抉择中，在渴望自我实现却难以自我实现的苦闷中，她们仍是一个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没有什么比《守护者》的影片介绍说得更清楚：“这群女性不仅要照顾雇主的家庭，还需支持自己在远方的亲人。对于很多本地孩子来说，她们可谓是第二个母亲，是香港家庭的凝固剂；同时，她们背井离乡，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但为了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援而选择背负思念亲人的痛苦。”
然而，如此的观看位置，同时造就了《守护者》的优点与缺陷。“如果不是有这群外佣，香港可能会少了很多成功的事业妇女。”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是说。不能否认，《守护者》讲述了许多极为动人的真实故事，比如完成养家责任之余，储钱完成攀登喜马拉雅山梦想的外佣Liza Avelino；再比如那些爱好音乐的外佣，参与外籍音乐教师Jane Engelmann创办，让外佣以歌唱建立自信的合唱团Unsung Heroes，并在本地音乐节Clockenflap上大放异彩。她们是如此执著地在充斥终日的家务生活之余、在对家乡孩子的苦念之中，热切地寻求著自我的价值，或者可称之为她们的“香港梦”之类的东西——在一个繁华国际大都会所能做到的最好的自我。这样的呼声在Clockenflap的歌唱表演中直抒出来，“你的目标就是让他们听到哭”，好心的白人合唱团指挥Jane说——它的确叫人潸然泪下，纪录片映间不断有人轻声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