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何谓建构：巴特勒谈物质“性”与女性“回穿”策略 | 黎子元

在当代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中时常出现“建构”这个词，“一切都是建构出来的（everything is constructed）”仿佛成了最具解释力的说法而适用于描述各个领域的问题。然而，“建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建构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凭空捏造，所以根本不存在坚实可靠的东西吗？相反，诸如性器官、荷尔蒙、染色体这些似乎是最物质性的、被称为“the materiality of sex”的东西，就是不能被建构的吗？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却指出，不仅是性别（gender），连物质性的性（sex）都是被建构出来的。然而她所说的“建构”恰恰与这个概念的流俗用法大行径庭，指的是一种（对于sex的）物质化操作过程。本文是对巴特勒重要文本《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第一章关键逻辑环节的说明。

在当代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中时常出现“建构”这个词，“一切都是建构出来的（everything is constructed）”仿佛成了最具解释力的说法而适用于描述各个领域的问题。然而，“建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建构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凭空捏造，所以根本不存在坚实可靠的东西吗？相反，诸如性器官、荷尔蒙、染色体这些似乎是最物质性的、被称为“the materiality of sex”的东西，就是不能被建构的吗？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却指出，不仅是性别（gender），连物质性的性（sex）都是被建构出来的。然而她所说的“建构”恰恰与这个概念的流俗用法大行径庭，指的是一种（对于sex的）物质化操作过程。

要理解巴特勒的相关理论，有必要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德国观念论哲学（例如positing的操作）有所涉猎。本文是对巴特勒重要文本《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第一章关键逻辑环节的说明。首先让我们看看巴特勒如何批判流俗的建构主义，解释究竟何谓“建构”。

美国性别理论及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资料图片）

建构与物质化

女性主义者坚持“性别（gender）”是后天建构出来的，批判父权体制下的社会文化如何在人的天然本“性（sex）”之上铭刻出性别认同，就仿佛有一种被称为“文化”的建构之力在如同表面的“自然”上边写写画画，将这个原来处于文化之外的、天然纯洁的“本源”以文化标记玷污了一样。这个被动地接受塑造的本源代表著女性特质，而那股强迫加诸其上的力量无疑代表著男性特质。

建构主义者所秉持的观点，即存在著一个前文化的自然根源，与（反对或部分反对建构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的信念，即存在著一个先于建构、不可被化约的物质基础，如“性”的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sex），其实如出一辙。这个使唯物主义者感到安心的、显得坚实可靠、不容置疑的物质基础被视为人类一切社会存在和文化活动的底座。他们质问建构主义者：哪怕“性别认同是建构出来的”可以被接受，那么“性”的物质性，例如器官、荷尔蒙、染色体上的两性差异，总不会也是被文化建构出来的吧？

然而，无论“自然根源”还是“物质基础”都并非“第一性的”（primary），相反，它们是思维进行“设定”（positing）操作的效果，即以划界和排除的操作来建构出一个前文化的、不可理解的（unintelligible）“外部”，其实是一种对建构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这样一来，反倒使得“自然根源”和“物质基础”变得恍如虚构，又或者充满形而上的神秘色彩。

从思维设定的层次上看，巴特勒指出，承认不容置疑的“性”或者它的“物质性”恰恰已经是承认某种关于“性”的说法，某种“物质性”的构造方式。正当我们试图指涉一具天然纯洁的身体的时候其实已经参与了对这具身体的进一步的形构。换句话说，并不存在可以置身事外的“自然”和“物质”，只有建构出“性”或者“物质性”的持续的、反复的过程——“性”或者“物质性”的存在并不先于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便可以称为“物质化”（materialization）。恰恰是这项操作经时间固化而生产出边界的效果、稳定性和我们称之为“物质”（matter）的表面。巴特勒宣称，不仅是性别，性同样是被建构出来。而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构”是什么意思？

巴特勒反对流俗的建构主义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她指出二者已经被后结构主义所重构），把研究的问题意识转向物质化操作。她进一步指出，这种物质总是寓于物质化过程中的观点应该与福柯意义上的规范强力（regulatory power）的生产性或物质化效果相关联，以便考察“性”得以物质化的规范准则，以及性的物质性之所以被视为既定事实（given）假设和巩固了怎样的规范性条件。持续的、反复的性的物质化过程并非没有缺口和裂缝，相反，它在重复运作之中总是包含著建构的不稳定：总是有些东西逃脱或超出了规范，有些东西不能被规范的重复运作所完全界定或固化。巴特勒从这种不稳定中看到了重构的可能性，使性变得固化的各种效果有可能被撤消（undone），而各种性规范聚合而成的体系也有可能被导入生产性危机当中。

柏拉图的逻辑图式

通过征引伊拉格雷（Luce Irigaray）对于柏拉图的策略性阅读，巴特勒阐明了一种物质化操作的逻辑图式（logical schema），即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建构的宇宙生成理论作为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为达至体系的自我维系必须将“过量（the excess）”排除在体系之外，而该排除作为一项操作则担当了整个体系得以顺畅运作的前提条件（precondition）。这里的“过量”就是一种不可被理解、不可被表征、混乱无序的女性特质，即“the excessive feminine”，其作为不得不被排除出形而上学体系的“外部”，实则是该体系得以建立和维系的隐秘“内部”，即“the constitutive outside which is already inside”。伊拉格雷通过反复诘问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排除了什么，让这种过量的女性特质得以被揭示出来，这也就暴露了形而上学体系内部的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二元对立仅仅是一种操作的效果——二元对立中的女性特质不过是一种镜像（the specular feminine），一种受到男性特质主导和编配的对象。

柏拉图费尽心思，一再否认过量女性特质的本体论地位（即否认其“存在”）。首先，女性特质自身不具备形式，而必须经由形式的进入来生产现实事物。这种女性“物质”因其没有形式而算不上是现实事物，只能是“the receptacle”或者“the chora”，其特性只在于接纳。尽管现实事物从中诞生，但对于生产具有决定作用的终究是形式，即男性特质。其次，作为“the receptacle”的女性特质“绝对不能”与男性特质有任何相似之处。“The receptacle”因其没有本体论地位，不能被定义，所以“不应该有”恰当的名称，无法被准确言说。总而言之，这“不可名状的”就被配置为不可能却又是必要的“位置”（site）以待穿透（penetration）与铭刻（inscription）。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于1993年著书《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英文版封面。

女性主义的“回穿”

柏拉图形而上学中的物质化操作深远地影响著西方哲学的发展（其影响甚至可以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看到）。经由这种操作，哲学家建立起一整套“阳物中心主义经济”（a phallogocentric economy），一整套具有生产性和物质化功能的“异性恋矩阵及规范性约束”（the heterosexual matrix and the regulatory constraint）。从柏拉图开始，物质早已是“有性的物质”（the sexed materiality）。大概“性”的物质性早已被“有性的物质”所负累。

面对菲勒斯经济学，伊拉格雷的策略是承认女性作为被排除的“外部”，并经由一种解构性的模仿（而非复制），即重复引述柏拉图的文段以诘问什么遭到排除以及移置柏拉图对本源的移置，来显示这个外部作为体系的必要前提其实已经内在于体系，而体系的完整性（封闭性）和它所引以为根据的形而上学基石并非毋庸置疑。巴特勒质问：是否应该任由女性“垄断”这个被排除者的位置？伊拉格雷理想化地将女性放置在这个对体系具有威胁的外部，那么，这个外部的外部是什么？在她的分析中，又是什么遭到了排除？

与明确主张“表层性欲”的伊拉格雷不同，在阅读过程中巴特勒发现了一个批判地模仿阳具性欲，采取“回穿”（“crossing back” or “penetration in reverse”）策略而非“反穿透”（anti-penetrative，即反对进入而坚持位于表面）策略的伊拉格雷。以此为启示，巴特勒激进地构想了一种模仿男性穿插、却对于异性恋规范而言实属“非法”的进入方式（the improper entry）——“逆转模仿”（reverse mime）。通过施行女性被严令禁止的行为（在设定上她原本只能接纳），从而显示女性与男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柏拉图费尽心思给予否认的），以及男性特质作为“本源”的可疑（如果相似性是可能的那么这个本源就并非不容争辩）。当以下事实被暴露，即男性秩序并非理所当然，它仅仅是排除和禁止的操作产生的效果，从根本上依赖于那些其必须排除和禁止的东西，结果将是异性恋性别秩序的扰乱、撤消，以及在性别差异的戏剧中一系列不同角色的诞生。

不同于伊拉格雷，巴特勒的策略是不将女性配置成唯一的外部——事实上就没有单一的外部，而是去联合各个领域中被排除、遭禁忌的他者，经由一系列倒置模仿，形成由各种具有差异的外部聚合起来的对被模仿者（主人话语）的占领与逆转。在这个意义上，被排除的事物并非负面的、消极的，它们是任何一组对立所必然产生的外部，显示出任何真理体制所包含的必要的、基础性的暴力。而在巴特勒看来，这些必要的外部恰恰可以被重新配置成“未来的视野”，致使“排除之暴力”（the violence of exclusion）可以处在不断地被克服的过程当中。最终目标不是建立一种损害差异的单一论述或权力中心，而是保存外部（the preservation of the outside），保存体制所无法表征并对体制的连续性造成根本威胁的东西，也就是保存扰乱、重构固有体制的各种物质化及再物质化操作的可能性。

上海三联书店“性与性别学术译丛”出版中文译本《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

总结：后结构主义物质观的极限

在上个世纪末，巴特勒通过批判流俗的建构主义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揭示出二者所设定的先于文化建构的“自然根源”和“物质基础”的形而上学性质，这与当前齐泽克对“客观现实”的否定（不存在客观现实这种东西！），对“物质形而上学”的驳斥相互呼应——齐泽克指出，当代的唯物主义应该是一种扬弃了物质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a materialism without matter”。借助这种批判，巴特勒所提议的以“回到物质的概念”来取代“建构”的研究进路，其实际意义就是转向对“物质化操作”的研究，考察物质化的前提条件与操作过程。基于其问题意识的当代性，即回到对“物质性（作为一种操作）”的思索，巴特勒堪称当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引荐者。

然而，她自身的后结构主义局限却从根本上禁止她成为一位唯物主义者。从她的后结构主义立场看来，物质（matter）在话语建构之外便没有重要性（身份、地位、状态），尽管她所理解的话语建构作为一种她声称的“物质化操作”已经力图从对于“建构”的流俗理解中脱身。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将作为物质本身的物质（the materiality qua materiality）哲学概念化”从来就不在她的问题意识中——既然物质作为对于语言的“过量”无法以语言文字表征，那么面对这个“不可能”，思想和言说也就无能为力了（唯一可行的只是围绕这种过量发展出解构的策略）。巴特勒终归被20世纪的语言哲学所规限（conditioned）。

倘若当代唯物主义哲学无法批驳巴特勒的后结构主义立场（在后结构主义阵营中，巴特勒无疑是最值得阅读和与之论辩的了），那么这种唯物主义便是不必要的。为此我们需要探索一种不同于语言的概念化方式，从思维的语言限制中脱身。拉康承认：“像数学般形式化是我们的目标、理想”。巴迪欧则宣称，“无论如何我们的唯一准则是：哲学必须通过数学来进入逻辑，而不是从逻辑进入数学”。如果我们将数学视为一种辩证运动，那么便可以理解德勒兹所肯定的数学的普遍性：“数学在其他领域中的任何可能的应用都不成问题。”建立一种以数学为条件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为当代哲学的任务。而这项任务可以被视为对女性主义回穿的回穿，即以一种能够处理差异、多样性、偶然性、不一致、不完整的逻辑图式穿透／洞察那不可被理解、不可被表征、混乱无序的“过量的女性特质”，“the materiality qua materi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