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第一个乌托邦主义者（02/07）

作者｜叶雯德

在人类思维对社会的诸多构想中，恐怕没有一个有“乌托邦”那么有名。这个字早已成为人类词汇中有关完美与空想的代称，我们对它过于习惯，以至于全然忘掉这是一拼凑出来的能指，一部虚构小说的题名。《乌托邦》（Utopia）一名建基于希腊语“eu-topos”，意即幸福之地，不过它的同音字“ou-topos”却是指不存在的地方。这部在1516年出版的拉丁语小说记载了作者摩尔出使比利时法兰德斯地区时，与冒险家希斯拉德所作的详尽讨论。

希斯拉德抨击欧洲君主连年发动战争，指责政府一方面用苛法惩罚窃贼，但另一方面持续进行圈地运动，迫使农民铤而走险，更讽刺英国政府为了促进牧羊业而赶绝农业的行为，无疑就是让羊吃人。希斯拉德接著分享他在美洲历险时在乌托邦岛的见闻：这个岛人口不超过六千户，君主由人民投票选出。当人口开始过多时，岛民会在大陆上殖民，等岛内人口减少时他们又会回来。这个社会最特别之处是他们没有私有财产，对宝石、黄金一类东西毫不珍视；全部物资集中起来按需分配，医院等公共服务都免费。所有人都要进行农务与手工劳动，没有失业人口，最高工时不过每天六小时。法律相当简明；犯罪的人会受到社会谴责，但真正的惩罚是用黄金锁链锁住罪犯，迫使他们侍奉其他人，直到自己行为改过。

乌托邦岛是个接近完全平等的社会，人们比较容易犯的罪不过是通奸、婚前性行为和不信教。《乌托邦》长期备受争议，这不但因为书中描写的“最好社会”既有平等主义色彩，同时又是那么单调而不自由，乌托邦这个理念自其诞生之时似乎已经隐含了反乌托邦的意味。此书让人更不解的是究竟摩尔是真正想透过此书表达他的愿望，抑或只是想要对理想主义作嘲讽与提防。

同样受争议的是《乌托邦》作者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本人。他恐怕是历史上同时受共产主义国家与基督教奉为圣人的唯一一人。这位16世纪英国的人文主义学者、大法官、亨利八世的首相，被马克思主义者奉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创人，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就将摩尔的名字刻在亚历山大公园的纪念碑上，与其他共产主义先行者并列；而在19世纪末，罗马教廷也为摩尔封圣，奉他为政治家的守护人，就连改革成信奉新教的圣公教会也将他封为英雄。这些对立的阵营都对他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这只意味著摩尔的伟大与他的争议性都不能被忽视──正如《乌托邦》可以用两种视角去阅读，摩尔的生平也最少有两个方向去被理解：作为政治家典范与作为不合时宜的保守主义者。

政治家的典范

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于1478年2月7日诞生在伦敦，父亲约翰在亨利七世时曾经出任国王法庭的法官，在如此家境中，很自然汤玛斯自小就受到最优良的教育。摩尔年少时当过坎特伯雷大主教莫顿的侍从，这位大主教深受文艺复兴思想影响，对人文科学（studia humaniora）有深厚的研究，也因此培养出摩尔的宗教信仰与人文关怀。成年后的摩尔担任过议员、律师，甚至大法官与首相等公职；他同时又深谙古典文化、历史学与修辞学，除了《乌托邦》外，他也写过拉丁诗集以及同情前朝国王理查三世的史学著作，后来成为莎士比亚剧作的灵感来源。这种全面性可说是文艺复兴时期文人的特质，然而摩尔比起其他人文主义者仍然显得更有坚忍精神，这不单因为他是一位贤明刚强的政治家，他同时是恪守纪律的天主教徒。他虽然不是圣职人员，但一直自律遵循苦行生活，穿著粗毛内衣、自我鞭打。这两重性格使得他最终因为拒绝签署亨利八世用以强化独裁权力的《至尊法案》而被判以叛国罪，斩首处死。

摩尔对天主教教廷的坚贞与耿直性格最为人所称道，他谨守原则，不畏强权与死亡，这都确实是罕有的政治家特质。然而，单单把他的个性看成是政治家的最高标准，就会忽略了摩尔本身的复杂性。正如《乌托邦》并不只包含了一个对美好社会的构想，它同时是摩尔对当时英国社会不公的批评。我们不能把摩尔与他的思想抽象成一种普世的平等主义精神，而不注视他的特殊历史意义。如果我们把他放置在当时欧洲的局势去看，他的性格却显出不合时宜的悲剧性，他的高尚品格倒显得十足的保守。

不合时宜的保守主义者

摩尔在生的时代，整个欧洲都处于重大的政治变动之中。1485年，英国的玫瑰战争以亨利七世击败理查三世、建立都铎王朝作终结。1492年，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之命横渡大西洋寻找前往亚洲的新航道，但意外地发现美洲，开始了殖民主义。1517年，马丁路德写成《九十五条论纲》，触发了宗教改革与基督新教的诞生。在殖民地的拓展下，世界市场对羊毛与毛织品需求增长，英国由13世纪就开始的圈地运动在这个背景下进行得更加激烈。这些表面上独立的个别事件都反映著欧洲历史的新方向：封建制度的瓦解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我们今天处身在资本主义时代，可是从来没有人能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开端纪念日，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化是一个绵延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因为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事件往往没有那种革命的浪漫情怀。在英国，这个发展趋势的导火线只是一个庸俗事件：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

亨利八世的第一个王后是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她原本许配给亨利的长兄王储亚瑟，但亚瑟未登基就英年早逝，亨利七世为了维持英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将凯瑟琳转嫁给次子亨利，不过这个安排并不符合罗马教廷的法律。直到亨利八世登基，在长期的外交斡旋下教皇才批准二人合法成婚。然而，婚后十多年凯瑟琳一直未生下子嗣，亨利八世相信这是因为自己违反了圣经对胞弟再娶兄嫂的禁令所遭受的天谴。亨利最后搭上凯瑟琳的侍女安妮，决意要与凯瑟琳离婚。虽然作为一国之主，但亨利不能任意离婚，他多次派人游说教皇克勉七世准许他废除婚约。但凯瑟琳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姨母，教皇虽然畏惧崛起中的英国，但他更不想得罪查理五世，因此迟迟不批准离婚。亨利八世一不做二不休，不再另想办法与教廷交涉，而是要彻底与罗马教廷决裂，自己改革教会组织来给予自己宗教上的合法地位。

亨利八世得以脱离罗马教廷、成立英格兰教会，当然不能单靠军事力量。事实上他这个改革虽然如此重大，但没有因此引起内战，因为英国社会已经有成熟的改革条件。在路德宗教改革开始后，亨利八世虽然曾命令摩尔与路德笔战，但也阻止不了英国新兴中产阶层对教廷向外国征收税款的不满。深得亨利信任的汤玛斯．克伦威尔（他的后代奥立佛在一个世纪后废除过英国的君主制）品格颇为龌龊，他不断向亨利献计，逐步协助他铲除国内忠于教廷的力量，又用刑法、贿赂和笼络等方法诱导国会通过禁止什一税、废除教皇地位的法案。在英国成立了独立于教廷的教会，将王权奉为最高地位后（虽然如此，但此时英国教会仍然属于公教），亨利八世终于可以与凯瑟琳合法离婚，与安妮再婚，虽然安妮后来又因为嚣张得罪克伦威尔和生不出子嗣而被叛通奸罪处死。

与摩尔比较，亨利八世、安妮王后和克伦威尔真都是庸俗下流之辈，不过却正是这些人物和他们的卑劣行动，而不是摩尔和他的正直品格，得以将英国推向发达与现代化，更早脱离封建主义更残酷的连年内战与经济不发达。摩尔虽然明确批评英国由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各种残暴现象，但是他所拥戴的罗马教廷或者是全民耕作事实上都是更腐败更落后的社会制度，只不过与圈地运动和宗教改革比较，这些保守事物反倒沾上了一股和谐宁静的光环。摩尔真正受争议的地方不是他究竟是否真的正直人（毕竟他批准过烧死新教徒），而是在历史的暴力发展过程中，他代表的那种乌托邦主义、人文主义理念究竟有什么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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