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异乡人：鲍曼的现代性与矛盾性丨杜云飞
学者对“现代性”的讨论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傅柯在《何为启蒙》中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是同自身建立起关系的方式；哈伯马斯在《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中将现代性定义为与古典和传统对立的时代精神的现时性；对马克斯·韦伯而言，现代性表现为世俗化/理性化导致的祛魅，而技术现代性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之间存在著悖论。关于种种讨论，不一而足。
齐格蒙·鲍曼则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一书中，将现代性独到地定义为“对秩序的追求”。鲍曼从结构主义语言学最基本的命题——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随意性，但又是约定俗成的——具备的张力中看到了用语言去命名和定义事物的尝试。在此处，鲍曼的分析也许来自黑格尔的反面，后者的《精神现象学》提出语言中的“否定性”（科耶夫的阐释著重强调这一概念），即试图用语言符号取代实在之物的在场，通过用语言否定物来确证人的主体性。布朗肖曾揭示过这一语言的暴力性质（注1）。鲍曼认为，试图用语言去描述世界的规律、去把握世界的秩序，实则是一种秩序/混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了保障语言的明晰性和功能性，语义含混、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状况都被视为混乱——秩序的“他者”；语言的命名/分类功能成功地区分了两个世界：井然有序的社会和含混偶然的自然，而语言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施加于世界的暴力行动。
与秩序相对立的混乱，是不可界定性、不连贯性、不一致性、不可协调性、不合逻辑性、非理性、歧义性、含混性、不可决断性、矛盾性，是纯粹的否定性。然而，“秩序所代表的肯定性正是为了反对否定性而建构了自身，混乱的否定性却是秩序自身构成的产物，是它的（反身的）可能性的绝对必要条件。”（页11）将这一对立的范式——对一切不可同化之物加以否定——扩展开来，就是现代性的基本逻辑。现代社会建立于设计、操纵、管理等行为之上，承诺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理性指导下的可理解性和对世界的掌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几何学在转喻层面上是现代性思维的原型，分类学、目录学、统计学是现代性中至关重要的策略来源。从与现代性一并诞生的矛盾性角度来看，处置“废弃物”和建立秩序同等重要，因此，现代社会又可以被视作另外一些隐喻，如“园艺社会”（为了有序的美观而处理杂草）、“医院社会”（为了健康的有机体而处理疾病）等。
现代性是种族大屠杀的必要条件
鲍曼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一个贫苦犹太家庭，二战爆发后全家逃亡苏联并加入军队，1954年的反犹清洗之后离开军队，在华沙大学任教，1968年被波兰驱逐，1972年后任教于英国里兹大学。作为亲身经历了种种波折的犹太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纳粹实施的大屠杀在鲍曼的思想中至关重要。对鲍曼而言，要想真正地反思大屠杀，就（1）必须避免将纳粹理解为非理性的野蛮行为，(2)必须避免将大屠杀仅仅视为德国单一国家的政治行为，（3）更必须避免将奥斯维辛仅仅视为针对犹太人的反犹主义行动，否则，对大屠杀的任何纪念和反思都是不完全的，灾异将永远保持为将临的状态。用鲍曼的术语，（1）是对大屠杀的前现代化，（2）是对大屠杀的异邦化（exoticize），（3）是将大屠杀边缘化为一个一次性的历史事件。如果只是将大屠杀归因于上述三种解释，将其视为现代文明的一次例外或断裂，恰恰是在开脱罪责。而且，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反犹主义并不及法国的排犹运动，用德国对犹太人的仇视来解释大屠杀是讲不通的，我们无法用普遍性的现象解释独特性的事件。事实正如鲍曼在另一本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表明的，大屠杀是绝对的现代性事件，在现代官僚科层制度、效率原则、理性精神、科学思维中，并没有可以拒斥纳粹暴行的任何可能，恰恰相反，现代社会旨在清除矛盾性的一切建制，都在或多或少的意义上充当了大屠杀的帮凶。
在理智领域，现代性对矛盾性的围剿，体现为将知识不可控制的领域或无法归纳的剩余物去合法化，这正是“基础性哲学”（理查·罗蒂语，注2）所面对的时代背景，而这种哲学最初的目的是在根基上痛击诸种独断论学派，并追求理性知识的确定性，如斯宾诺莎将“理念”严格地二分为知识的一类和虚假的一类，完全不为中间情况留有余地。在鲍曼看来，在现代进程中存在著与基础性哲学对称的基础性政治，这种政治同样以理性/技术作为治理国家的不二法则，如马克斯·魏因莱希（Max Weinreich）在《希特勒的教授们》一书中提及诸多科学家主张由国家贯彻实施某种规划，从而确保社会机制的稳定，“确保在人群中没有杂草的蔓延”，与荷里活电影中的疯狂科学家形象别无二致。鲍曼指出，这些科学家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反犹主义的情绪，甚至许多犹太科学家也试图推行全社会范围的科学计划，比如精神病学家考曼（F.Kallmann）就曾提出对18%的“问题”人口实施强制性绝育的优生学计划。
正是“造园—培育—外科手术”式的政治治理术在消灭矛盾性的过程中构建了理性社会的宏大幻象，并为种族屠杀提供了潜在发展的可能。纳粹时代的德国科学家并非是在统治者的逼迫下违心参与了邪恶实践，种族卫生学（Rassenhygiene）和人种学（Ressenkunde）在纳粹之前很早就已经成为了德国许多科研机构的重要课题。纳粹的灭绝计划是社会进化论和优生学学说的逻辑延伸，正如傅柯对纳粹的生命政治分析——“使人死是为了使人生存”，为了维护自我的生存权利，必须否认他者，将他者去人性化，他者是“病态的机体……他必须被消灭，从而使得社会机体的其余部分能够保持健康。”（页72）《杀人的科学》一书的作者缪勒-希尔认为，是科学家崇尚的客观性为野蛮行为敞开了大门，如果处死精神病人和流浪汉在经济上是明智的，在技术上是可行的，那么为了社会的效益最大化，这似乎是理性的选择。科学管理划分的严密性只要求承担技术责任，却削弱甚至取消了道德自省和伦理反思。“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唯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甚至可以否定个人良知。”（注3）集中营是现代社会工程的一种操练，是以人为的规划去促成无矛盾性的同质性的实践，当目标导向的行为被推衍至极端，通过让科学独立于 道德判断并借此展开大规模的行动，现代性为大屠杀提供了手段，种族大屠杀以其冠冕堂皇的技术合理性无视了伦理道德的制约。
矛盾性的建构：异乡人状态
鲍曼在讨论矛盾性的生成时，再次使用了隐喻形式，将“异乡人”视为矛盾性的典型形象。鲍曼认为，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是朋友—敌人的二元对称关系，二者互为内外，构成亚里斯多德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朋友作为叙事主宰(narrative domination)出现，正是朋友界定了敌人。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合作语用学确定了朋友的身份认同，它基于合作、责任、道德义务和礼物交换的范式；而斗争语用学导致了敌人的出现。按照齐美尔的观点，友谊和敌意的对立是所有社会交往活动的二原质，他者或者被认同为另一个和自身一样的主体，或者被认同为与自我势不两立的客体。而异乡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默契的对立，威胁到了社会交往的可能性。异乡人作为不被理解之人和不可决断者，超出了“我”的认知能力，脱离了与“我”的利益关系，因而抵抗并瓦解了朋友与敌人的对立状态——德里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声称“三”是解构的重中之重，正是不可决断性（undecidability）有力地驳斥了逻辑的连贯性和科学方法可以控制人类存在的真理的天真想法。正是因为不可决断者“既非/亦非”的性质，它终结了暗含在对立背后的秩序关系，将不确定性的混乱引入了世界之中。
民族国家与传统的共同体在朋友—敌人的集体建构上具有一种一致性，作为一种想像的共同体，民族国家将朋友界定为“本地人”，不断提倡文化的同质性，分享相同的历史记忆，从而促进了本土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产生，民族国家的宗旨在于建立齐一性（uniformity）。民族国家被设计为针对异乡人而非敌人的建制，有关通婚、通商和共生（commensality）的严格禁令是最常见的文化隔绝和限制接触的方法，这些措施将异乡人定位于恒久的他者，定位于无家可归者，也定位于被污名化的虚拟社会身份之中。犹太人的同化过程可以看作异乡人的“去疏离化”（de-estrangement）和“驯化”（domestication），他们努力通过文化适应“当地语系化”的要求，其实再次证明了他们原初生活方式的低劣和污点，再次证明了异乡人初始状态本身就是有罪的。鲍曼揭露了民族国家对异乡人状态（strangehood）的歧视与压制：“对异乡人是无根的、完全异己的偏见，是本地人对异乡人的最严重指控。正是通过这种不公，本地的生活形态才能支持和再生其自身的自给自足性和其身份的最坚固的支柱。”（页118）异乡人与生俱来持有一种世界主义的、反爱国主义的、不结盟的性质，他们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完全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了对他们“具有危险性”的恶毒诽谤。为了去除异乡人身上不同于本地人的差异性，文化同化是本地人共同体的集体防御性反应，甚至引发了经由医学方式对他者异质性的矫正，乃至通过驱逐或毁灭异乡人的种族主义清洗。
鲍曼特别提及犹太哲学家舍斯托夫（Lev Shestov）在《对无限性的颂扬：论非独断思想》中的思考。舍斯托夫正面攻击了对普遍的绝对性的寻求，他认为，哲学家对终极体系、对完满秩序的寻求、对任何未知的、不可控制的事物的根除，实际上都建立在对可靠的家园崇拜之上，这种普遍性的寻求只会退化成对人的种种可能性的彻底压制。“在门窗紧闭的家内找到的真理，在家以外几乎毫无用处；在一间因害怕有风而从未通风过的屋内做出的判断，会被乍起的狂风吹去；在禁闭之中诞生的真理和判断的普遍性，只是那种奠基在控制欲以及对开放空间的恐惧之上的抑制之外装。”（页122）那些定居的、得到庇护的人和安全的本地人只有在权力的帮助下才能够保持其脆弱的“秩序性”，为了维持其秩序，付出的代价是压制了人的无限可能性。
卡夫卡在很多作品中“未被宣判却已有罪”的形象，正是异乡人存在状态的最佳注释。作为异乡人，就意味著时刻被无缘由地拒绝，意味著无法行使自身界定、自身认同的权利，意味著自身的意义只能来自本地人的赋予和恩赐，意味著放弃自主能力的纯粹被动状态，意味著永远生活在矛盾性之中。异乡人的漂泊命运让他们处于具体、特定、明确等词的对立面，他们是卡夫卡笔下没有历史的人、超出具体时空的人、必须四海为家但毫无安全感的人，也是被同化的犹太人集体无意识中的无家无根性:“离开这儿——这就是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