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IS ART 光影艺术祭】珍．雅各纪录片《真国民．我卫我城》

作者：林雪平

任何关心城市发展的人，都应该听过珍．雅各（Jane Jacobs）的故事：一位没有专业资格的家庭主妇，在二十世纪的美国，革新了整个国家对于城市规划的理念与想法。她的思想广泛流传，网络上也有不少文章引介，尤其是她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Great Cities，1961）。该书中所描述的“街道上的芭蕾舞”，也常常被引用于市区重建的辩论当中。

但是若果我们要深入地认识珍．雅各，这还远远未够。我们必须同时探究她思想发展的脉络，才能贯彻地理解其思想的革新之处。而最近上映的纪录片《真国民．我卫我城》更加透过搜集历史资料，例如当年的录音，以及访谈学者与其亲友，立体地描绘了珍．雅各的一生，重新形塑她“改观”城市的历程。

现代主义的“上帝视角”

虽说电影横跨珍．雅各的一生，由出生到于多伦多撤手人寰，但大多数时间都是集中于珍．雅各与现代主义规划思潮的角力，这亦是英文片名中所说的“battle for the city”。

城市伴随人类文明成长，但是踏入工业时代后，城市不再只是一个空间，而是成为了一个问题。城市混乱而无序，令当时众多城市规划师均致力于为城市设计一个完美的规划。如电影中亦引述来自瑞士的城市规划师科比意（Le Corbusier）的意念。他高举理性主义来管理城市，提出了一个名为“光辉城市”的规划模式——以巨构建筑物作为中心，大厦与大厦之间以架空公路连接，地面则是绿化地与行人路，各个区域分工得井井有条，住宅归住宅，工业归工业。香港人对此不会陌生，因为新市镇的规划蓝图中有不少地方“光辉城市”的痕迹，例如将军澳的“空中之城”。

而在二十世纪中叶，纽约的主规划师罗伯．摩斯（Robert Moses）亦继承了科比意的想法，在纽约大刀寛斧兴建巨构建筑以及高速公路。他视之为城市进步的象征。但是正如电影中所回溯，当初科比意之所以得出上述理念，正是他坐飞机横过巴黎市区，居高临下俯瞰城市的时候。他以“上帝视角”观看城市，对他而言，城市就像笛卡儿二维几何座标。但是如此一来，现代主义的想法就忽略了城市里的社群生活，因为无疑，那并不存在于他们的“上帝视角”之中。

以内窥镜“改观”城市

在摩斯的规划中，高速公路必须穿过城市中心，才能发挥出运输系统的最高效率。而本来居于城市中心的居民，就必须因此而被迫迁，流离失所。而珍．雅各正逢其时挺身而出，或被形容为“对抗歌利亚的大卫”。一般而言，我们很容易有一种二元想法：一方面，是代表进步，欠缺人性的哥利亚；另一方面，就是保护黎民百姓的大卫。但这是过份简化了珍．雅各的想法，而流于肤浅的论述。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珍．雅各。

若然说珍．雅各反对城市发展，无疑是误解了她的思想。城市一直都是她所钟爱之事。在电影中引用了Reason Magazine为她所做的访问：她说，假若日后世人会记住她，应该是因为她𨤳清了甚么因素会推动经济发展。而在出版The Death and Life后，珍．雅各亦写了《城市经济学》（The Economy of Cities，1969）。她不单认同经济要发展，反而是将经济放在她学说的核心。但这不代表她与摩斯目标一致：她与现代主义者的最大分别并不在于发展观，而是观看城市的角度。如果说理性主义是以“上帝视角”从外部俯视城市，珍．雅各所提倡的就是从内部观照城市，或曰“内视”。这也许比起“top-down”与“bottom-up”能够更准确表达两者差别。关键不在于“上下”，而是“外内”。何谓“内视”？首先你必须走到街上。

电影特意描绘珍．雅各“走上街头”的第一次。当珍．雅各还是记者时，曾调查纽约哈林东区的重建情况。该区的联合安居协会执行董事柯克（William Krik）邀请她到哈林东区内走走，在游走过程间，她开始认清城市的真正模样，不是居高临下所见的街廓，而是街头上的互动与多样性。电影中多番强调“城市不是一件物体，而是像一个生态系统”，不同的元素不休止地互动，这才是城市的本质。所以，当她反对第五大道穿过华盛顿广场，她不单单是说华盛顿广场有多悠久历史，真正让她挺身而出的，而广场上的互相交流的人群，乃至“社群”。对于珍．雅各而言，高速公路与高楼大厦并不是进步的象征，而是切开社群的城市裂痕。只有走到街道上，从内部观照城市，我们才能知道众社群所组成的整体——即城市——是如何运作。

对她而言，城市虽然混乱，但正正乱中才可以有序，正正混乱才可以有活力。这与现代主义视混乱为问题的想法大为不同。现代主义将城市规划视为空间运用的效率问题，而珍．雅各则将它视为是人的问题、社群的问题。一方面，现代主义者将他们眼中落后的城区像癌症一样切走。另一方面，珍．雅各却像拿著内窥镜走进城市内部，理解城市内部的多样性。

正因为这种“内视”观，我们可以看到甚么是现代主义建筑，但我们却无法说出珍．雅各心目中的城市是甚么模样。因为珍．雅各放下了“理想城市格局”的执念，转而聚焦于“在地性”（Locality）。每个城市、每个区域、每条街道，都有其独特的多样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样性。正如可能很多人也没有为意，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Great Cities的书名正正标明，这书所探讨的不是别的城市，也不是关于城市的总论，而是美国的，在地的城市。

是城市理论家，也是母亲

珍．雅各的观点在当时犹如一波城市规划的革命。在城市研究中常被引用的Michel de Certeau，也到1980年才出版《《日常生活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当中de Certeau分辨观看曼哈顿的两点种视点：一种是从帝国大厦俯瞰，另一种是在街头上观察。当中也有珍．雅各的影子。而她的革命并不止限于城市规划的观点，她更成功将性别议题带到各个层面。她作为一名女性，甚至是，一位没有学位资格的女性，却成功颠覆整个学界。而当时她成功保卫华盛顿广场，社区内的母亲们也功不可没。她们聚合起来，形成一股政府无法忽视的力量。就在一点上，珍．雅各就为后世留下了比单单一两个理论更重要的贡献。珍．雅各适逢遇上美国的反中央集权运动，在The Death and Life出版后数年，另外两本名著也紧随其后出版，分别是贝蒂．傅瑞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以及瑞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为女性主义及生态主义标下里程碑，女性在历史上亦占一席位。这都是理解珍．雅各思想时，不能忽视的脉络。

但略嫌美中不足的，电影中欠缺后来质疑珍．雅各的反面论述，例如影响延而今天的仕绅化问题。同时欠缺延伸，如后来受她启发的新城市主义如何影响今日的都市面貌。不过总体而言，电影补充了许多关于珍．雅各背景与脉络的资料。比起单纯看其著作，令人更觉得她是一位有肉有血，在街道上保卫城市的抗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