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英国哲学领军人物关于哲学本质的争论丨黄远帆

近年来，元哲学（metaphilosophy）逐渐成为学院哲学的一个热点。元哲学即对哲学本身的拷问。既然有科学哲学、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宗教哲学等，那么我们也可以有哲学的哲学。元哲学尝试回答诸如“什么是哲学？”、“如何做哲学？”、“哲学有何价值？”等问题。这股元哲学的讨论热潮也漫延到了一些面向公众的媒体，《纽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媒体都刊登过这方面的讨论。

2017年11月3日出版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专门开辟了擂台，邀请两位英国学院哲学翘楚史克鲁顿（Roger Scruton）和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就何为哲学的本质展开了数轮辩驳。两人有著迥异的哲学背景。威廉姆森长期浸润于分析哲学传统，他对当代语言哲学、逻辑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等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史克鲁顿的研究则更为实践导向，他主要活跃于艺术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的舞台。

英国哲学家克瑞恩（Tim Crane）为他们的争论做了一个引言，他试图从风格上来理解两者的分歧：史克鲁顿的起点较为宏大，并通过考察纷繁复杂的经验世界来阐释其宏旨。威廉姆森则擅长由易于处理的枝节入手，通过绵密精细的分析，逐步揭示义理的迭相转进。史克鲁顿的风格较为“综合”，而威廉姆森的风格则更为“分析”。仅从风格来理解二人的分歧过于贫瘠，本文试图从三个维度来评述这场争论：（1）哲学与科学；（2）鲜活的主观视角；（3）“说明”（explanation）与“理解”（understanding）。

哲学与科学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元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对两者关系的界定论者纷纭：（1）哲学和科学是连续的。与数学命题、经验命题一样，哲学命题也坐落于我们的信念之网，而信念之网的最终仲裁是科学。（2）哲学是科学的未成熟状态。据此，哲学始终在向科学趋近。（3）哲学处理尚未被科学管辖的领地，一旦这些领地被科学接管，哲学工作也就终止了。（4）哲学是科学的小工，它的任务只是帮科学打下手，促进科学的发展。（5）哲学为所有学科奠基，因此哲学是科学的基础。上世纪20年代，中国智识界也发生过一场热闹的“科玄论战”。当时大致有如下进路：（1）对科学加以综合统一而上升为哲学；（2）哲学和科学是截然二分的；（3）玄学是体，科学是用，从玄学下开科学；（4）哲学和科学是双向积极互动的。

言归正传，史克鲁顿和威廉姆森又是如何看待两者关系的呢？史克鲁顿提到了洛克传统下的哲学小工观。根据小工观，哲学只能为科学大厦添砖加瓦。哲学小工观的诞生和欧洲当时的科学革命背景脱不了关系。这种小工观仍旧弥漫于当代语言哲学与数学哲学的研究中。史克鲁顿则强调哲学应当帮助我们辨别“真正的科学”与“科学主义”的差别。并且，哲学真正的任务不是科学的小工，而应是人文的“侍女”：哲学当竭尽所能来彰显为何宗教学、政治学、音乐学、文学批评和艺术史不能还原为进化心理学（或神经科学）。对人文的科学式改写注定失败。

威廉姆森也认为哲学无法完全还原为自然科学，这点他和史克鲁顿是一致的。不同于史克鲁顿借哲学彰显人文与科学差异的企图。威廉姆森主张哲学（或其他人文学科）也是严格的科学。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界定“科学”。威廉姆森认为史克鲁顿对科学的界定太窄。他举“数学”为例。严格而言，“数字”、“集合”等都无法在经验世界找到对应物。此外，与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不同，数学并不借助实验方法，而是诉诸演绎证明。但这并不妨碍数学成为一门严格、系统和可靠的科学。鉴于此，威廉姆森主张采取一种宽泛的“科学”观。在这种科学观下，哲学、历史等都是严格的科学。因此，威廉姆森认为哲学和科学是连续的。

史克鲁顿没有正面回答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他认为通过哲学，我们能够彰显科学与人文的种类差异。由此推论，哲学作为人文的一支，显然也是无法还原为科学的。威廉姆森则更愿意在宽松的意义上，将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都纳入科学的范畴。但如果他们的分歧仅仅是对“科学”的界定不同，那岂不成了语词之争？事实上，他们有著实质上的分歧。

他举“数学”为例。严格而言，“数字”、“集合”等都无法在经验世界找到对应物。此外，与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不同，数学并不借助实验方法，而是诉诸演绎证明。但这并不妨碍数学成为一门严格、系统和可靠的科学。

鲜活的主观视角

为了强调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史克鲁顿提出了“人类独特的主观视角”这一概念。他指出，自然科学关注客体、因果法则。因此，自然科学的描述是“去视角化的”。但人类社会由一个个鲜活的主体组成，我们的实践充满了诸如“我”、“此时”、“此地”这样的独特视角（a distinctive point of view）。鉴于此，史克鲁顿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揭示人类自我意识的独特性，以及呈现自我意识和人类世界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人类世界”可以理解为胡塞尔所言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或是塞拉斯笔下的“理由空间”（space of reasons）。生活世界和理由空间中的概念不是自然科学说明能够讲透的。这些概念包括：纯洁、纯真、悲剧、喜剧、典雅、精致，等等。

威廉姆森则指出，对于史克鲁顿所说的“独特视角”，科学探究并非无能为力。尤其是语言学可以在这方面提供诸多贡献。格莱斯（Paul Grice）关于对话的根本机制理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考察了言说者视角与聆听者视角间的微妙互动。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和卡普兰（David Kaplan）也都从语义学的角度解释过“我”、“此时”、“此地”这样的视角概念。除了语义学方面的工作，威廉姆森还提到知觉心理学、数学决策论等都对“主体视角”提供过不同层面的科学说明。所以，我们仍旧可以科学地理解史克鲁顿所谓的人类“独特视角”。

史克鲁顿认为威廉姆森曲解了他的意思。他再次申明他所说的“独特视角”是我们人类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介入生活世界的视角。即黑格尔所说的“自为存在”（Fürsichsein）或萨特所说的“自为”（pour-soi）。史克鲁顿并不否认赖欣巴哈和卡普兰对索引词语义学作出的贡献。但他们的索引词理论仍旧无法解决哲学家面临的难题或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困惑。他指出，语义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来理解生活世界中的羞耻、负罪感、欲望、爱恨情仇、注视、亲吻、脸红、哼唱小夜曲或作一幅肖像画。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叔本华无须借助索引词理论来描述自我意识主体的独特性，并且这些哲学家对人类境况的描述也非自然科学说明能够取代的。

基于史克鲁顿的澄清，威廉姆森承认关于索引词“我”的理论无法构成“自我意识”的充分理解，但他仍然试图强调这类科学理论的必要性。比如，威廉姆森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混淆了语义的特征（character）和内容（content）。他甚至主张关于自我意识的理论应当立足于关于第一人称代词的语义理论。

在主观视角问题上，虽然威廉姆森作出了让步，但其实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他始终混淆了元语义和语义内容。史克鲁顿一直强调的是科学无法解释人类主观独特视角（“我”、“此时”、“此刻”）的内容：悲喜剧、曲调、爱恨情仇、责任、友谊，等等。威廉姆森的回应则是在元语义层面的，即我们能够提供关于“第一人称代词”的语义理论或我们能够给出“自我意识”的科学理论。这种错位的回应显然是无效的。

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宣称《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文章连结）

说明与解释

“说明”与“解释”的关系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人文社科方法论话题。这个语境中，“说明”特指科学说明，即一种立足普遍法则的因果解释模式。而人类行动则未必能全盘委托给科学说明。比如冯·赖特就指出“意向理解”（intentional understanding）与“因果说明”是判然不同的。这一话题直接勾连到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之间的纠葛，大致有三种进路：（1）科学主义：人文可以还原为科学；（2）诠释学观点：人文与科学之间有种类差异；（3）后经验主义：自然科学也有诠释学维度。

史克鲁顿在论述自己的哲学观时也借助了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史克鲁顿提到，狄尔泰区分了“科学说明”与“理解”（Verstehen）。立足这一区分，哲学应当成为生活世界（人文）的裁缝，而非科学的侍女。以历史研究为例，一方面，我们关注历史的事实证据。另一方面，历史研究应从内部视角去理解社会、文明和纪元。内部视角的理解指我们应当去把握当时的精神风尚、探寻促使当时社会团结的价值和意义，真正了解当时的样貌。史克鲁顿反对一种伪科学的历史观。伪科学的历史观试图通过覆盖统辖式的客观说明来分析历史进程。比如通过经济进程来说明历史的发展。在这种覆盖的解释模式下，人类社会中生动的面目将被遮掩，精神（Geist）成了经济进程的副产品。这种模式试图给出一个统一的客观说明，而无视主体的意向活动。

至此，我们又可以回到史克鲁顿的哲学观：哲学的任务在于帮助我们保护人文学科免受伪科学的侵袭。换言之，我们多彩的生活世界（曲调、责任、自由等）是无法完全还原为科学说明的。以“曲调”为例。我们当然可以科学地说明声音的音调、频率。但这种说明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曲调。史克鲁顿指出，曲调不是一个声学上的对象，而是属于人类主体意向活动领域的音乐对象。谁又能通过一套声音科学理论来理解瓦格纳的歌剧呢？

威廉姆森并未过多涉及“说明”与“解释”的辨析。但他强调哲学并非任何学科的侍女或裁缝。哲学有著自己关注的问题（必然性、模态、知识等）。哲学的研究对象也不仅局限于人类主体。哲学有著自己回答问题的方式：设计思想实验、建构严格的形式模型等。哲学并不能完全还原为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但这并不妨碍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

合观上文，在澄清语词之争后（区分“严格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史克鲁顿和威廉姆森都赞同哲学不能完全还原为自然科学。史克鲁顿认为科学说明存在盲点，无法解释人类实践的独特视角。威廉姆森则试图捍卫科学理论对人类“独特视角”解释的有效性。很遗憾，威廉姆森的辩护并不成功，他混淆了元语义和语义内容。史克鲁顿试图借助“说明”与“理解”的区分彰显人文与科学的实质分野。说到底，史克鲁顿还是属于上文提到的诠释学进路。威廉姆森一方面同意哲学不能还原为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在宽松意义上，哲学仍旧是一门科学，也即哲学和科学是连续的。两人的立足不同，哲学旨趣大异。但他们的讨论为不同哲学传统间的交流树立了一个范例，也让非哲学从业者有机会了解学院哲学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