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山寨与性工作⋯⋯理解“低端”全球化的人类学著作（下）
前文回顾：
新媒体时代的热点已经飞速转向，然而藉“低端人口”为入口，我们可以进入更复杂地理解世界真实运作的视角。接上篇，我们将继续推荐有关“低端”空间或群体的人类学研究，这一次将走出北京边缘，看香港繁华之地十分破败的重庆大厦，还有纽约庞大的地下经济网络，理解所谓“低端”群体如何在全球特定空间和人群展开。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Gordon Mathews
University of Chicago，2011
《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
作者：麦高登（Gordon Mathews）
翻译：杨杨（Yang Yang）
青森文化，2013
“重庆大厦在香港，但它不属于香港。它仿佛是一个来自发展中地区的外星孤岛，降落在香港的中心地，这才是令大家畏惧之处，而并非什么犯罪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将此书取名为‘世界中心的贫民窟’”。
对许多香港人来说，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路过重庆大厦，仿佛是出国旅游一般——平日南亚、非洲少数族裔成了香港弥敦道黄金地带的主流人群。在这座大楼，人类学家麦高登教授前前后后邂逅了一百二十九个国籍的人，从阿根廷到津巴布韦，还有不丹、伊拉克、牙买加乃至马尔代夫来的人⋯⋯很多人是以游客身分来香港非法工作。
在《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这本书中，麦高登就以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了大厦中一小群人们的互动和生活方式，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叫作“低端全球化”。他回答了这样一系列问题：重庆大厦为何存在和值得关注？大厦的历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如何相处？他们怎样塑造各自全球化的生活？他们去过哪些地方、做过什么事情？他们的跨国旅程、技巧和方式是怎样的？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跨国生涯？
与香港尖沙嘴和中环的商业区相比，残旧不堪、建筑质量低劣、昏暗拥挤的六十年代大楼重庆大厦恍若隔世。这是一个“阴暗得让人担心的地方”，内部结构如同迷宫，许多逃生出口被锁住，曾以频发的火灾闻名。这栋大厦的租金如此低廉，而它的形象，也总与犯罪联系在一起——尽管实际上那里的犯罪率并没有更高。再向前追溯，重庆大厦在上世纪其实年代已恶名昭彰，它曾是西方嬉皮士和背包客的逗留地。八十、九十年代，恶名继续蔓延，1994年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再次加强了大厦的黑暗象征。不过，就是年代初的香港华人和发达国家的人，其实很少造访重庆大厦——在有些种族主义的人看来，与那些来自穷国的同胞打交道是难为情的事情。
实际上，很少有单独的一栋楼具有研究价值，而位于尖沙咀的重庆大厦却是一个例外。可以说，重庆大厦是香港的他者。然而大厦的狭小空间却绽放出无穷的经济力量和人力物力——它是全球化的交汇处，尤其是交织了亚非发展中国家相关联的低端全球化网络。麦高登称之为“世界中心的贫民窟”，也是“世界上最为全球化的大楼”。
麦高登这样定义“低端全球化”，人与物在资本投入低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合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型态经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到一起。虽然作为全球化代表的跨国公司是各种新闻报纸财经版的主要讨论对象，可它们对普通老百姓意识层面上的影响微乎其微。麦高登认为，重庆大厦中的全球化，本质上才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经历著的全球化。
低端全球化没有办公大楼、律师或是宏伟的财政计划，相反，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人直接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集装箱和货车来运送货品。他们背井离乡寻求更多机会，不论打临时工，还是以避难者或者性工作者的身分——总之，他们的世界由金钱主宰。
围绕重庆大厦，麦高登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实际上，重庆大厦的每一格小世界都有自身独特的运行策略和故事。比如，大厦中的商店流动率极高，近几年手机铺大量崛起（很多是山寨仿制品），这趋势反应出撒哈拉以南非洲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而这个生态系统中，劳动分配与种族有明显的关系：香港的华人店主，南亚裔的经理和职员，还有非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来的顾客。廉价旅馆的职员就睡在大门旁的地板上，他们在电视机上往往收看自己家乡的频道，对自己家乡发生的新闻了如指掌。而许多长年居住大厦的居民，却常常只是窝居自己店舖的一隅，对大厦根本没有全面的了解。
重庆大厦有它吊诡的地方，它某种程度上算是“贫民窟”，因其居民都是非白人和非香港华人的少数民族，一定程度上被香港的主流经济排除在外，大厦也因社会歧视而被隔离开来；然而，重庆大厦也并非典型的贫民窟，大厦中大多数作为“低端全球化”的工人，其生活样貌还是相当资产阶级的，他们代表了南亚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世界中心的贫民窟”正是他们的希望之光⋯⋯
Floating City: A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York’s Underground Economy
Sudhir Venkatesh
Penguin，2013
《地下纽约：一个社会学家的性、毒品、底层生活观察记》
作者： 苏西耶．凡卡德希
译者： 黄意雯
八旗文化，2014
《地下纽约》与《重庆大厦》一书类似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在讲述“一座城市，两个世界”的叙事。这本书的空间主角纽约与香港类似，也是万象之都，世界焦点，而作者要追踪的都是繁华都市的“低端”链条。
本书作者苏西耶．凡卡德希（Sudhir Venkatesh）——一位“记者派”的社会学家（没错，这位算是社会学中的民族志坚持者）没有书写华尔街等台面上的经济活动，或是社会名流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是深入探索这座欲望城市暗中依赖的底层数以万计的地下交易，以及底层住民在“地下经济”之中的谋生之技——贩毒、暴力、出卖灵肉。地下纽约的毒贩、老鸨、非法移民亲，带领凡卡德希潜入纽约底层世界。他纪录了全球化都市和地下经济网络的运作，以及这当中的隐形互助群体。
凡卡德希还是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妓女和毒贩，后专门探讨犯罪组织和毒品交易等地下经济议题，也常为《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撰文。前作《我当黑帮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曾雄霸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更荣获《经济学人》年度最佳书籍。不难看出，凡卡德希是一个相当媒体化的作者，一个以大众为诉求的说故事的人；相较而言，他的理论分析没有那么厚实，理论在现实中得到某种奇妙的对证。在写作《地下纽约》这本书时，他正经历与妻子离婚的悲伤，他将自己的情感痛楚向采访对象——一位性经理人倾诉，这交织进入他的田野经验，也写进了这本《地下纽约》之中。
的确，这本书的中译本取了一个富有媒体色彩的、耸人听闻的副标题：“一个社会学家的性、毒品、底层生活观察记”。但实际上，凡卡德希描写的不尽然是“底层”——比如〈 性是一本护照〉一章之中，很多主角便是赚得很多的高级妓女，或是组织高端卖淫的性经理人，这本书展现出那种真实的贫富、人种、阶级界限暧昧、混沌，相互交缠的地带。
富者与穷人、上流与底层、白皮肤与黑皮肤，在纽约庞杂的地下经济之中，他们完全是互相交织：上流社会私下中介高端卖淫的精明算计，有意跨出固有区域、打进高端市场的黑人古柯碱毒贩的地盘之争，以及性工作者和买春客彼此间毫无心机的互助关怀。一道不可言说的隐形界线存在，但又有千丝万缕的连结跨越了各种限制，勾串起两个极端世界。而他们的共同愿景，则是美国梦的不同变形——作为来自印度的美国移民，作者凡卡德希对此同样深有感触。
比如，拉丁裔女性卡拉，想要透过白人女性玛歌进入高端卖淫的世界；而许多玛歌那样的经纪人，也始终梦想旗下工作者包含各式种族，以满足有钱白人的各种需求——尽管真正愿意模糊这条界线的人屈指可数，但她们努力尝试跨越。
在卡拉与玛歌的合作中，凡卡德希发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在地下纽约的应验。玛歌如此评价卡拉：卡拉有野心也有脸蛋，但文化涵养不足，而这一部分是可以培养的，她要学会欣赏美食、谈论政治与歌剧，也要学习白人的性爱姿势——在布迪厄定义的“文化资本”中，这正是跨越社会阶级的、实现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切都和制造连结有关”，“这不但是生意，也是一种世界观”——从玛歌的人生经验、以及其他劳工阶级的行事方式之中，凡卡德希发现了某种全球化的理念：大众必须跨越各个边界与界线（尽管很多属于违法的范畴）。对于这个不见天光的世界来说，产生连结意味著学会跨越不熟悉领域的沟通方法，迅速取得社会资本，进入一个众人期待与标准都可能不同的新世界。比如，性经理人、高利贷调解者，他们要想成功，就必须跨越真正的边界，创造另一套规则与标准，才能作为“地下大使”跟不同阶级打交道，从中获取利益，而“说话技巧”就代表了生存与惨败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