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山寨与性工作⋯⋯理解“低端”全球化的人类学著作（上）
事件回顾：“低端”⋯⋯？
在此前《理解“低端人口”，从这5本书入手！》一文中，我们推介了从哲学和文化研究层面理解“低端人口”的相关著作，许多读者留下了热忱讨论及建议。其中一点便提到，此类宽泛的批判理论无法直接触及具体的情境——比如这次北京的实在问题、经验与抗争。
的确，北京所谓“低端人口”的来龙去脉，是要专文探讨的复杂现象——这脉络要从毛时代的城乡分隔政策，追溯到改革开放的人口大潮，乃至今天过于拥堵膨胀但生气勃勃的城市，及其正在且将持续经历的（世界上许多地方已经历著的）都市更新规律；当然，还有相当“中国特色”的运动式社会治理在发挥作用——这种运动式治理还体现在今冬北京整治城市天际线、各地的“煤改气”当中。
北京整治天际线，相当超现实的画面。逾万块招牌被拆去，造成群众识路困难。该行动目前已被叫停。（在微博上流传的整治城市天际线照片）
而这些问题，与其说是社会矛盾的突发激化，毋宁说是那些早已存在的发展问题终于以激烈的形式在我们面前清晰触目地浮现出来，新动向与旧因由交织一处，复杂难辨，我们在这情形之下针对“切除”而展开行动和思考。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不可能真正“清理”和“切除”掉低端人口和边缘人群，实际上，任何一个大都市都不可能不依赖边缘人群参与的经济网络而运作。
新媒体时代的热点已经飞速转向，然而藉“低端人口”为入口，我们可以进入更复杂地理解世界真实运作的视角。接上篇，今天我们推荐有关“低端”空间或群体的人类学研究，看看所谓“低端”如何在全球特定空间和人群展开。
人类学家最会讲故事，如果想知道全球化的低端链条上一个个小小生态圈的生态肌理、人们的遭遇与处境，最好去他们那里寻找。今天推荐的几本人类学著作“富有同情但不煽情，好看但不失学理”，记录了京郊脏乱的垃圾回收带，香港繁华之地十分破败的重庆大厦，还有纽约庞大的地下经济网络的“低端生活”。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
胡嘉明、张劼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北京折叠”的人类学解剖，京郊是废品的汇聚地，垃圾场上有拾荒者的家园
郝景芳获雨果奖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讲述北京成为“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的城市”，分为上流、中产和底层三个世界，不同空间由不同阶层居住。清理垃圾的拾荒者被折叠在第三个世界。尽管垃圾自动处理的技术已经成熟，但折叠城市运作负责人并未应用，因为不想第三空间庞大的“低端人口”失业。
这个故事听起来不够科幻，因其灵感正来源于小说家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生活的真实经验。现实中，京郊捡垃圾的外来人口建立起了自己运作的废品经济，而胡嘉明、张劼颖合著的《废品生活》就研究了这个现象。
《废品生活》带我们走进北京郊区城中村的“垃圾”世界，了解都市生活之中“隐形人”（正正是所谓的“低端人口”）的生活。这本书的书封写道：“看似不起眼的垃圾，成为探索现代化秘密的线索；平日里视而不见的拾荒者，为我们讲述当代盛世的另一种版本。”在研究方法上，二人并没有聚焦收废品人处在社会边缘位置的宏观原因，没有简单谴责他们受到的剥削和不公正待遇，而是记录和平视，详实捕捉主人公生活的丰富细节和微妙体验，理解他们在城市暂居的温情空间。这种写法参考了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把垃圾视为参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物质，“描述”拾荒的社会事实是如何被建构和生成。
《废品生活》把“废品”作为我们理解今天城市化的重要范畴。中国二十年来惊人的经济奇迹，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双重发展，正是伴随“废品”崛起而发生的——抛弃是为了消费，消费则拉到生产。大卫•哈维以“丢弃文化”（culture of disposability）描述欧洲和美国在七八十年代的“后现代文化形式”，使用和丢弃一次性物品充斥著我们的生活，成为现代人“喜新厌旧”的性格；鲍曼的说法类似，今日人们尽是看到五光十色、繁花似锦的消费世界，是因为城市垃圾被清理到郊外、乃至出口到其它发展中国家，才能维持金玉其外的虚幻表象。一个生产挂帅、消费万岁的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有足够容纳人类文明废物的垃圾场。然而，我们处理垃圾的速度已经远赶不上垃圾的增长，各国政府在垃圾之战中早就泥足深陷。《废品生活》捕捉的是中国北京一隅的垃圾盛世。
北京边缘垃圾围城，就是在正规的垃圾处理体系之外，自发形成的废品经济体系。一群外来人口天天与垃圾和废品打交道，垃圾成为生产原料，而他们的城市生活、获取收入的方式，主流社会则一无所知：
“城市生产的垃圾，就像磁石一样，紧贴著这些住在城市外部的底层移民，很多时候与他们的工作居住点为邻，成为他们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一时又成为他们的求生圈，为他们提供最低温饱策略，一时却又成为执法部门控诉他们违反公共卫生标准的因由。”
《废品生活》引领我们去端详凝视这些人──不仅仅是发掘他们的卑微与挣扎，更是发现他们如何在卑微与挣扎构建自尊和“意义”，以此捍卫人之为人的完整。同样也审视废品经济如何有机地参与到中国的转型社会过程，如何与阶层断裂、政策壁垒、城乡经济文化差异、农民工流动性和城乡隔阂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实际上，废品、他们居住的废品场、北京的城乡交合区，以及他们的老家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实践空间，也形成了一个特别的老乡社群。有年轻母亲在垃圾场上育儿，还有拾荒的第二代生在此地，他们已成为城乡结合部的“老北京”。
胡嘉明、张劼颖指出，我们对于“捡废品”往往有理解上的误区——以为只有那些毫无资本、没有学历、无法去工厂工地打工的“可怜人”才靠垃圾赚钱。实际上，收废品的群体其实非常专业，要靠特别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空间资源才能进入。而这些收废品的人从老家来到北京，废品不但为他们带来城市生存的收入，他们当中的人还靠收废品养育儿女，供孩子上大学，靠它在老家建起新楼，甚至买房住进了城市的商品房销区。比如，其中一位自称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王大哥，他与其说是拾荒者，不如说是“低端企业家”，靠聪明与意志力精打细算，凭收垃圾闯荡北京。不过，与很多经营废品的人一样，他的未来规划并不属于这块肮脏的城乡结合部，而是回老家买房（现代的电梯房），在家乡实现奋斗的满足感与尊严。
再比如，《废品生活》有写到城市边缘有很多没有营业执照的食品小作坊，也就是新闻上看到的那种“来源不明的黑心小吃”。不过，人类学家从食品制作者的角度讲了这个故事：大量外省农民工为了服务城市化需求，居留在北京的边缘地区，他们无力在市区消费，又没有条件自己做饭，所以就有其中一部分人就做起了无经营牌照、低成本的食品生意，服务附近上千万的农民工。
不过，今年中国环保部和国家标准委已宣布不再大量进口外国垃圾，加之今冬的外来人口清理，这意味著《废品生活》所调研的京郊废品回收地带，或许也将伴随这种转型而离散和充足，踏上不同的经营道路。
此外，除却《废品生活》，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张鹂的《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互联网的重构》等著作，也对北京边缘那些典型的外来人口社区做了深入的田野研究。比如北京丰台“浙江村”的发展、繁荣、拆除、重建，有关空间转型、企业互动和社会关系重构的故事，都可以到人类学家的深描之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