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终于成为媒体红人了 这会是坏事吗？
译按：
作者 Stuart Jeffries 为卫报艺文版专栏作家，即是 2016 年出版的《深渊大饭店：─法兰克福学派众生相》（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之作者（书评参见拙文）。作者从第一、二代法兰克福学人对文化工业及公共领域之学理出发，反思当前哲学普及的风潮，是否会摧毁哲学？是危机，或是转机？
新世代的哲学摇滚巨星开始对大众谈哲学，不过他们的TED演讲、电视节目、跟畅销书可能正在摧毁它。
五月，有位名人参赛德国版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身穿俐落剪裁的蓝色夹克、开领的黑色衬衫，蓄著时尚小胡子、长发飘逸的哲学家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辩才无碍地回答挑战，直到主持人提问“以下哪条是英国报纸二月的头条？A） 达尔文为外国部长； B） 狄更斯拿下BBC； C） 莎士比亚训练冠军； D） 托尔金赢得全英音乐奖。
可以理解地，普列希特在可能输掉赢得的六万四欧元前放弃。正确答案是C：克雷格‧莎士比亚（Craig Shakespeare）是莱斯特足球俱乐部教练，在他带领下球队夺得了2016年英超联赛冠军。
尽管这是为了从事公益，但某种程度上普列希特参赛综艺节目，可能也是德国哲学的警讯。其他德国哲学家肯定对普列希特这种媒体宠儿不以为然：盖布列尔（Markus Gabriel ）说他是“哲学戏子”（philosophy performer），施罗特岱克（Peter Sloterdijk）则说他的“专业是大众化”（popularizer by profession）。
但是普列希特并不打算悔改。身为德国哲学新一波的耀眼明星，他认为成功就是走出象牙塔、面向大众。对他而言，这是必要的。九零年代在科隆求学的他，早预见哲学家过著耀眼精彩的生活，走出自己的路，而不是像教授般，是一群“死气沉沉的中产阶级、穿著路人棕或是海军蓝西装”的无用学院派。
无疑地，普列希特实现了他的梦想，吸引了更多阅听人。赞誉为“非小说类的‘摇滚巨星’米克‧杰格（Mick Jagger）”，普列希特的《我是谁》（Who am I? And If so, How Many?）畅销超过一百万本，并且有三十二种语言版本。他的电视节目就叫做《普列希特》（Precht），收视率近达一百万。
（普列希特参加“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节目截图）
时至今日，德国哲学跟海德格那时候截然不同了：不再是黑森林隐居，而是商业竞争。例如，2011年上市的双月刊《哲学杂志》（Philosophie Magazin），其主编Wolfram Eilenberger就在“编辑的话”中，开宗以“走向市场的哲思刊物，让大众自己找到答案”为旨。
《哲学杂志》目前有十万户订阅，证明Eilenberger 的做法是值得的。的确，这看起来是德国对思想的新寻求、新的成熟管道。2017年，德国哲学正蓬勃发展：过去三年德国哲学系的学生增加了三分之一；哲学从业者走上TED演讲、写畅销书、上TOP的电视节目，还有像是每年六月吸引超过一万观光客的“科隆哲学祭”（phil.cologne）。
德国哲学变了：从前，“愉悦的”、“诱人的”、“好消化”这类字眼不会用来谈论康德、黑格尔。好处是德国哲学前所未有地走向了大众，坏处是哲学明显被用作炫耀性消费、以取悦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
超过七十年前，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话事人阿多诺跟霍克海默提出的“文化工业”—— 也就是那些充斥著愚蠢名流列队及残害智商电视节目的——正是对大众欺瞒与服膺的工具。在《启蒙的辩证》（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将文化工业视为僵化消费者想像力与自发力的存在——“借此，快速、观察力、经验不可否认地用在文化工业上，但永续的思想则否”。到了2017年，这些德国哲学家则是走到了前辈所警告的路上。
核心问题是：德国哲学可以供寻常生活消费，同时又不会因此变得僵化或是过于简化吗？尤甚之，德国哲学应该是对寻常生活提出批判，而不是合理化它。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如黑格尔、叔本华、海德格、马克思、及法兰克福学人等提供了深刻剖析寻常生活的工具；这才是德国哲学有意义的做法，而现代的哲学大腕却忘记了德国哲学曾擅长的事。
而若果如此，新兴的消费主义哲学，反而是哲学的衰退。德国哲学正走上歌德所写的浮士德交易——拿哲学的深沉换来大众的肤浅。
1969年4月22日，阿多诺正要在法兰克福大学讲堂中开始讲课——“辩证思考之介绍”（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al Thinking），一群学生打断了上课，在黑板上写：如果阿多诺善终，那么资本主义就永不停歇。三个女大生围著他袒胸露乳，洒著玫瑰郁金香花瓣。
阿多诺抓著帽子大衣冲出讲堂，之后就取消讲课。致此郁郁寡欢，数月后在阿尔卑斯山的度假中过世，享寿66岁。
这场“乳房行动”（Busenaktion; breast action）在施罗特岱克1983年《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中述说道：一方面以裸体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唯一知晓当今批判何意的失意人……不是赤裸裸的权力使得哲学家沉默，而是赤裸裸本身的权力如此。”
（Theodor W Adorno, Frankfurt, Germany, 28 May 1968）
就其他文化而言，学生抗议中断了哲学家的演讲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在有著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的德国哲学传统就非如此——这是国家的荣耀所在，却被如“乳房行动”的事件摧毁了长久对德国哲学家的尊重。
对哲学家尊重的文化传统，是缘自黑格尔以来的德国哲学与国家认同。笼罩在拿破仑拿下德国、普鲁士晚近军事胜利的阴影，黑格尔想像著一统的德意志，而且就此一统天下的进步史观。从普鲁士到一统的德意志，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不但将国家认同建设到自身的思想体系，也承载著家乡命运的责任——这是其他国家所做不到的。
当然，像是距黑格尔一世纪多后的阿多诺，则非在普法战争、而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阴影中书写。奥斯威辛是对德国国族主义哲学化的污点，阿多诺则是对黑格尔的新教进步哲学所感到厌恶的犹太人；在希特拉及大屠杀后，德国哲学则不再走向人类历史尽头的世界舞台。
阿多诺不是国族主义者，尽管如此，他因在德国语言文化中滋长而有著深刻绵密的连结。从加州流亡回来后，阿多诺提出德文与哲学有著特殊的连结。“就历史而言，德文虽然还是需要适当分析的过程，得以表达超越自身现象的能力”，也就是说，阿多诺似乎是说：如果你想要适当研究哲学，忘掉英文、法文、阿拉伯文跟希腊文——唯有德文直捣哲学核心。在纳粹大屠杀之后，阿多诺成为国家的良心（至少在西德如此；阿多诺跟法兰克福学派对东德则认为是假马克思主义）。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写道，“新的定言令式则是从希特拉施加在不自由的人们：为了不让奥斯威辛重蹈覆辙，要有新的想法做法。”这是德国哲学家对德国人所述说的道德义务，希望德国人可以听进去。
对于某些德国人而言，只是听进去没用。1969年对阿多诺的学生抗议，是因为他们认为阿多诺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却轻视他们的诉求行动。如同马克思1845年的名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观点理解这个世界，重点是改变它。而，法兰克福学人——尤其阿多诺——只是在德国哲学走向了自身呼应世界失败的大戏之中罢了。
为了了解在阿多诺死后的德国哲学，而且是媒体宠儿的“可怕的孩子们”（Les enfants terribles；译按：法国Jean Cocteau 1929年小说，围绕在缺乏上一代教养而随意妄为的野孩），我们需要了解这位88岁的德国哲学耆老——哈伯马斯；他曾经参加希特拉青年团，担任阿多诺的助理，并且在七十年代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话事人，就此改变了德国哲学。
某种程度，他完成了智识上的弑父反叛。“我不认同批判理论的基本前提——工具理性在无法逃逸的整体幻觉系统取得了主导权；洞见只存在于孤立个人的稍纵即逝中”，哈伯马斯在1979年访谈中如是说。对他而言，这种洞见是局限的，太菁英、太绝望了。
确实，哈伯马斯的志业是建立起横跨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与法学的知识体系，而且输入了在市场资本主义下得以拥有自主性的乐观希望——这是阿多诺与早期法兰克福学人认为不可能的。哈伯马斯1981年《沟通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预见了“无限的沟通社群”——人们透过论述理据可以借此互相学习并且质疑既有信念。
基本上，哈伯马斯为阿多诺悲观、菁英哲学观与新消费主义复兴的搭桥者。与其对人类命运感到绝望，沟通理论则试图改变人类命运；尽管哈伯马斯并不试图抹灭掉阿多诺的开宗明训——避免另外一个希特拉的出现—— 但他更乐观的哲学观则是更通彻地避免奥斯威辛的发生。哈伯马斯是从生活世界中直接改变，而不只是阿多诺滔滔不绝关于人类命运的论述。也就是说，哈伯马斯比阿多诺更前进。
哈伯马斯敢挑战英美哲学家，这也是他如此革命性的原因。对于阿多诺而言，英美哲学只是技术资本主义的手匠，而他跟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应该是批判而非合理化权力；而哈伯马斯则不只是从康德、黑格尔及马克思等，更是从实用主义者米德（George Mead）、哈佛的正义论者罗尔斯（John Rawls）、牛津的J.L.奥斯丁（J.L. Austin）找到灵感。阿多诺虽曾待过牛津，也在美国十载，但他对英美哲学只有轻蔑。哈伯马斯的基进转移，开启了当今德国哲学新星前仆后继的大道。
的确，最近的新星如普列希特与盖布列尔（Markus Gabriel）也认为哈伯马斯开启了哲学参与媒体的狂潮。哈伯马斯是大辩之士，八零年代在报纸上跟历史学家就纳粹大屠杀的咎责展开“史家之辩”（Historikerstreit; historians’ conflict）；1999年，施罗特岱克也曾搅动德国战后知识圈的一池春水：他在演讲用了“Selektion”而非“Auswahl”为基因工程的人类生殖可能来辩护。哈伯马斯立刻投书称呼施罗特岱克为法西斯。哈伯马斯在激辩中有很大的效应：扮演著为德国人驱逐罪孽历史并且激化改革的哲学家，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梅克尔在担任总理的道德责任，例如在欧洲面对难民危机时张手欢迎。
虽然哈伯马斯藉著公共平台检验德国的战时耻辱，也颂扬德国新型的宪政爱国主义与“沟通理性”的理想国版本，然而同样新一波的哲学家就没有在他们心灵鸡汤的节目和书中这样做。
（哈伯马斯与枢机Joseph Ratzinger就理性与宗教展开讨论，2004年）
2002到2012年间，尽管他的想法备受争议，施罗特岱克依然是德国知名的哲学家。他跟德国哲学史家Rüdiger Safranski所主持的《哲学四重奏》（Das Philosophische Quartett）邀请另外两位来宾激辩时事，这种形式是英美电视节目难以想像的；直到十年后，ZDF电视台担心收视率，还是换了普列希特这类货色。
德国哲学沦为个人崇拜的娱乐节目，大概就是《哲学四重奏》改名为《普列希特》之时；新主持人普列希特虽没有像法国对手Bernard-Henri Lévy开领到肚脐，但是凭借他的帅气面容搏得媒体宠儿也相去不远。这听起来有点酸葡萄，施罗特岱克告诉德国媒体“新主持人就像那个通俗小提琴家André Rieu——五十岁以上的欧巴桑总是怀著晚期理想主义的心情聆听他表演”。
但事实是，德国哲学当今的处境远比普列希特的电视表演还来得细微——像是盖布列尔2015年全球畅销书《为何这世界不存在》（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就是肯定了德国哲学可以同时既深远又成功。
盖布列尔的书封是只独角兽，适切地表达了文中说明为什么不可能的东西——不只是独角兽还有精灵，甚至当选美国总统的希拉里（Hilary Clinton）跟英国总理的科宾（Jeremy Bernard Corbyn）的平行时空，还是可能存在的。著作热卖不只是因为抨击了科学傲慢跟后现代的相对主义黑洞，也证明维根斯坦设下的原则“可言说的，则可言说清楚”。新书《我不是个大脑》（I Am Not a Brain: Philosophy of Mind for the 21st Century）则破除了哲学前人说的大众不能也不该读哲学。仅有37岁的盖布列尔展现出德国哲学家依然可以找到世界广大的读者，而不需要变得滑头或是肤浅。
普列希特与盖布列尔等哲学家不只是迎合自然需求。德国哲学不太能像BMW、德意志银行或是Adidas吸引人，它的新媒体操作技巧、媒体宠儿外在正朝向世界。然而当德国工业金融实力获得承认，它的软实力则鲜被承认，在这千禧年，德国电影跟文学很少被当作国际大牌，但至少德国哲学还有外销市场，或许不需要像施罗特岱克那样蔑视普列希特。2017年的哲学家要懂得思考也要懂得表演。
德国哲学的文化战争，对施罗特岱克而言，好读跟显著的作品掩盖了哲学的消退；但对于普列希特而言，这正是使得哲学活跃的原因。1934年，史怀哲告诉卡希尔（Ernst Cassirer）等同僚：必须要述说攸关一般人之事，而非以受教育菁英懂的方式。这或许就是史怀哲认为必要的；而且，是当今德国哲学媒体宠儿正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