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之死——思想体系衰亡的启示
恐龙绝种，并不是因为牠们太弱，而是因为牠们在当时身处的环境中进化得太完美了。《墨子》第一章开宗明义说：“太盛难守也”（太圆满便难以维持），偏偏墨学死在这一点上，可谓极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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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已死，无论后人如何努力研究《墨子》，都不能否认墨学已死这一事实。晚清民国年间，一些接触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把尸骨已寒的《墨子》翻出来（尤其是当中的逻辑学），只在于证明“西方有的，中国也有”。他们理性上知道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但情感上又抗拒西方。因此，“中国也有”往往是牵强附会的，就好像看见别人使用智能手机便说：“我也有一部‘大哥大’，不一样都是‘手机’吗？”并因此而对自己的“大哥大”倍加珍惜。这是上世纪很多人研究墨学的心态，观乎近年一些关于墨家思想的学术作品，仍然保留了这种“传统”。
墨学之所以是“大哥大”，在于它没有任何传承——墨学作为一个思想体系自绝传承，断绝了任何“升级”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我便不打算详细剖析墨家思想的内容，更不打算介绍墨子其人；况且01哲学已刊登过相关的文章了，如果你不清楚什么是“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建议你先读一遍韩晓华的文章。不过，“兼爱”、“非攻”、“天志”、“明鬼”，甚至非常闻名的六篇墨辩，都不应该是我们今天讨论墨学的重点。墨学之死才最耐人寻味。
《墨子》的文字云（图片来源：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这是政权对墨家的打压。但历史多次证明，政治打压不足以把一个思想体系彻底消灭。被打压的思想在社会上的接触面也许会变得狭窄，但总不至于烟没。姑且看看儒家以外的学派：法家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东西，可以不谈；道家思想历久不衰，名家思想于魏晋南北朝迎来另一次高潮。即使是古希腊一些不太闻名的学派，其思想往往影响著后来者，甚至被后来者吸纳。但曾经盛极一时的墨家，一死就是两千年，期间仅有两个人去碰了一下（晋代的鲁胜和明末的傅山）。别说没有人去钻研和发扬，甚至连批评墨家的人也找不到。一门盛极一时的“显学”居然消失得一干二净，实为哲学史上一大奇案。
《墨子》的文句不算难读，却是一部甚为难懂的书——难在不断自己打倒自己。它先来一篇〈尚贤〉，提倡礼贤下士是治国之道，紧接来一篇〈尚同〉，申明下层社会必须遵从上级的命令；它先来〈天志〉和〈明鬼〉，劝导人们尊天事鬼，然后来一篇〈非命〉，劝人不要迷信；〈非攻〉反对大国攻打小国，却主张小国要以军事手段来抗衡大国，而不是通过政治手段来缔结和平。这样做难免爆发军事竞赛，结果更难以消弭战争。〈兼爱〉主张爱人如爱己，但在谈军事的篇章中却主张对违反禁令的人杀无赦：“不从令者，斩。”斩钉截铁的语气令人完全感受不到丝毫的“爱”。
就以上种种矛盾，内地学者钱永森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不应该假设墨学每一个部分都相辅相承。换言之，墨子谈兼爱时是兼爱，谈军事时是另一回事。（钱永森，〈从墨子军事思想论墨子思想体系的结构方式〉，载于《墨子研究论丛（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14-127页）有趣的是，墨家对于自身的思想矛盾并没有感到不安。而事实上，矛盾未必等于缺陷。矛盾可以有两种：一种是系统本身存在缺陷，如同电脑程式的虫子；另一种是一个系统成熟的象征，如同一个成熟的社会制度，各方面的利益和价值观必须互相制衡，从而达至一个稳定的状态，例如“言论自由”和“诽谤”，又例如经济学上的平衡价格，透过市场竞争得出一个稳定的价格。第一种矛盾会妨碍一个系统的正常运作，第二种矛盾则令一个成熟的系统保持稳定。墨学的自相矛盾属于后者。
墨学把握了后发优势，能够于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一套成熟、稳定的思想体系，足以证明它的确是最先进的先秦学说。讽刺地，墨学的成功也为它的衰亡埋下伏笔。总括而言，墨学的成就（和失败）有三大原因：
第一，当然是墨子本身的智慧了。他的思考非常周密，相比之下，孔、孟、老、庄的论述松散得多，留给后人大量发挥的空间。从《墨子》密不透风的写作风格，可见墨子和墨家并不希望后人议论他们的思想，而独特的钜子架构甚至把绝对服从的作风制度化（编注：钜子，亦写作“巨子”，是墨家门徒对领导人的称呼，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在团体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墨辩所传授的论难技巧在不容争辩的墨家内部不知有何作为，这又是一个矛盾。
第二，墨学是一种集各家大乘的学说。《墨子》书中，儒、道、名、法的思想随处可见，可见墨子其人广取博采。这应该是由于他曾经受业于孔子的大弟子（子夏）和老子的大弟子（文子）之故。（关于墨子的师承问题，我跟随内地学者孙以楷的看法，详见孙氏〈文子与墨子〉一文，同上，553-560页。）墨子吸收了不同学派的思想，对它们进行了整合、分析和批判。所谓“墨学”很大程度上是多种先秦思想整合和改良的成果，因而注定它成为先秦哲学最后一朵灿烂的烟花。不过，往后的历史发展显示，发展得最蓬勃的，始终是儒、道这两种最具原创性、最符合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思想。
森秀树的漫画《墨子攻略》。
第三，墨家是先秦各派中最强调实用的，墨子亦以其学说的高度实用性引以自豪。这无疑使墨学在起步时高速发展，借用一句内地的官话：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过，一门事事以实用为先的学说难免被它所身处的特定时空所规范。举例说，“非攻”主要针对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攻伐兼并，“止楚攻宋”一事便充分反映出墨学的实用性。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诸侯国成为历史，从“非攻”发展出来的“救守”（即军事支援小国以抗衡大国）与“天下大同”的观念背道而驰。时至今日，“一个中国”和“民族团结”仍然是官方说法和华人社会主流观念。而若将“非攻”应用于国际政治层面上，也就等于支持北韩和伊朗发展核武，这很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可以说，东周灭亡后，墨学便以功成身退的姿态淡出历史舞台。
反观儒、道这些学说，好像一部预留了升级空间的电脑，能够与时俱进，最终发展成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儒、道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从未发展出如墨学的稳定性，而其门派之内也没有严谨的架构制度，为它们保留了可塑性和普遍性。
其实，任何思想体系都有机会出现类似墨学的问题。例如：密尔（John Stuart Mill）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既有强调个人自由方面的论述，也奉行主张集体利益的功利主义。明显地，他是为了令他的思想达至圆满、平衡而把两个无法达成一致的立场集于一身（当然，辩证法有另一套说法）。聪明的后人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伯林（Isaiah Berlin）选择传承他的自由主义，淡忘他的功利主义，如此便轻松地将矛盾解决于没有解决之中。可是，历史没有给予墨家这个机会。墨子死后，墨家很快变成了一个类似政党的组织，后墨在救守方面所下的功夫比其他方面都要多。后来的钜子都不过是党魁或行动指挥，主要工作是执行墨家的教条，谈不上是启发思考的哲学家。从史籍极其零碎的记载可见，钜子的影响力局限于墨家内部，远比不上孟子和庄子。（笔者按：虽然墨子和其他钜子的生卒年难以考定，但钜子孟胜于楚肃王登基后不久战死，死前把钜子之位传给田襄子。孟子生于楚肃王的父亲楚悼王时期，而孟子比庄子年长几岁。由此得知，田襄子与孟子、庄子是同时期的人。）
恐龙绝种，并不是因为牠们太弱，而是因为牠们在当时身处的环境中进化得太完美了。《墨子》第一章开宗明义说：“太盛难守也”（太圆满便难以维持），偏偏墨学死在这一点上，可谓极大的讽刺。虽然如此，追求完美和稳定是每一个思想体系的目标，甚至每一个人都本能地有这种渴望。然而，追求往往是终结的开始。如何在追求之中免于死在成功之下，这值得每一位哲人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