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哲学系列(二):人生的道路在何方?

撰文: 郭世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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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哲学系列的导言篇带我们回到了一个起点,命运打破了生活的常规,生存的意义变得不可掌握。然而面对人生的无奈,我们不是完全的绝望,相反,天命呼唤着人的回应,呼唤着人找到自己生存的道路;但是不正是因为我们看不到道路才会感到迷惘吗?人生的道路在何方?

按:《中庸》一直被认为是四书中最具哲学性的著作,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理论性纲维。这部古典名篇,相传出于孔子之孙子思之手,原收录于《礼记》之中。宋朝时朱熹因其哲学性之高深精妙,将其抽出来独立成篇,与《论语》、《孟子》和《大学》合称四书。

《中庸》卷首有“天命之谓性”一说,隐隐道出我们要探寻的是一条从天命到存在的道路。我们生在一个充满无奈的时代,深感命运难以掌控。传统中庸的智慧,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当下的处境和时代——这势必是以“问题先行”的态度而展开经典重读。

01哲学即将推出《中庸》哲学解读系列,我们的特约作者郭世恒(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将以有别于传统学院注解的方式带我们再读《中庸》,重新诠释“慎独”、“天下”、“平常”、“真诚”、“历史”等概念。他所强调的不单是对经典本身的理解——好似很多汉学家以为自己可以拯救一个“被遗忘的文本”那样,而是利用文本来理解超文本的当下——我们的时代,比文本更加逼切地需要得到拯救。

中庸哲学系列(二):人生的道路在何方?

中庸哲学系列的导言篇带我们回到了一个起点,命运打破了生活的常规,生存的意义变得不可掌握。然而面对人生的无奈,我们不是完全的绝望,相反,天命呼唤着人的回应,呼唤着人找到自己生存的道路;但是不正是因为我们看不到道路才会感到迷惘吗?人生的道路在何方?

迷惘中的道路

法国哲学家南希(Jean-Luc Nancy)说过,我们对意义缺失的遗憾,是源于我们忘记了当我们这样说时,其实已经知道意义应当是甚么(注一)。如果我们连意义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能说什么意义的缺失;当我们感到迷惘了,找不到人生的道路时,其实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真正无意义的闲荡是不会迷路的,只有当我们有一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才能迷路。正如笔者在导言中说:“我们会感到徬徨,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将来的路要走;我们会感到迷茫,因为我们知道人生需要一个方向。”

然而这个指引并不能解决我们人生的疑惑和困难。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追求;我们知道自己在追求财富、名声、社会地位、自由、幸福的家庭、健康等等,但这些东西的缺失仍然让我们感到迷失、无助。或许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达成这些愿望的方法,又或者是我们会悔问,为这些愿望付出那么多值不值得?这真是我想要的东西吗?严格来说,前者不能算是真正的迷惘,我们还是有明确的目标,只是欠缺一个达到这个目标的蓝图。这时候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哲学,而是其他具体的学问:理财学教我们通过投资获得财富,医学、营养学和生物学帮助我们找到达至健康的方法,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解决各种问题。然而后者却超出了一切实用性的研究和规划,它是一个无人能为之解答的问题,这是一个完全属于个人的抉择,尽管在其中我们考虑的往往不只是自己,还有其他人。

为甚么我们会对自己所追求的人生道路感到疑惑?这说明即使一切的意义、一切的价值都奠基于一种对意义和价值的先行理解中,但我们对这个奠基性的意义和价值却是不清醒的。人生有各种可以依循的道路,有些人成为了善良的人,有些人成为了智者,有些人成为精明的人,这些道路何以都能成为价值,成为我们能追求的道路?有没有一个西方哲学中说的最高善能成为一切价值的价值,一切道路的道路?

与大部分宗教不同,《中庸》并没有标举出一个明确的最高价值让人跟从。我们在导言中说过,道路不是一种规限,它是一个指引,一种可能性,人依着它走,就能走到目的地;但真正的道路只有当人去行走了才能发现。因此当先哲诉说不同的道时,他们给出的不是道德的律令,而是道路的指引。这条道路只有当我们真正用生命去实践和行走时,它才显示为一条道路。因此可以说一切道路的道路,正是这个真切的实践和行走本身,故《中庸》说“率性之谓道”,意即只有对生命的承担和统率才是人真正应该依靠的道路。但我们真正担当起自己的生命时,我们应该如何走?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的开端。《中庸》对道只给出了一个形式化的定义:“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命运使我们从心里呼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遭逢到生命的边界时,那些好像离日常生活最遥远的问题,却在最真切的生命中向我们袭来。我们如何去思考自己的存在?(链接)

不可离之道

这个定义对我们说了甚么?传统的解读通常认为,由天命下来的人性已经注定了一条人该走的道路,这句话只是告诫人时刻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紧守着正确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例如朱熹的注解便说:“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意谓人当行的道路是内存于人的德性和心之中,人应该对此心存敬畏,时刻遵行。然而这种解释首先与字面意思不合,如果这句话是一种道德律令,则“可离非道也”一句显然是多余的。“可离非道也”一句说明全句的主语是“道”,而非遵守道的“人”。况且,如果一个绝对的道德命令或训诫只要不被遵守就丧失它的绝对地位,则这个命令或训诫没有甚么绝对可言。因此,笔者认为这句话并不是一个道德格言,它提出的前提不是有一个我们已经清楚明了的人生可依的道路,相反,它是对一切道路的评批标准:能恰当地成为我们人生指引的道路,是无时无刻地有效,并带领我们走完一生的道路。

这个对“道”的定义看似是一个重言句,然而它却为一切道路下了一个最形式化的标准,为我们对一切可行的道路进行评判。为甚么人会后悔?为甚么人会对自己曾经坚持的梦想和道路失去信心?为甚么人会疑惑?因为我们生命中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其实不是无时无刻地不可离开的。我们小时候会为了得不到一个玩具而伤心,在学校里会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难过,在家里会因为父母的责备而感到自卑,但现在回首看来,这些曾经的追求、曾经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多么的幼稚。幼稚并不是因为那些东西本身不值得去追求,而是我们成长了,站在一个更久远的人生角度去看,这些我们曾经以为定义着人生的价值,其实只是人生短暂的一个阶段。然而我们此刻最迫切的追求、最深信不移的东西,在将来看来会否是另一个幼稚的梦幻?或许当我们投入在一个事业之中时,这种考虑是多余的。但我们上文说过的那种无奈和迷惘的处境,正是一个人生的阶段步向它的完结。在这个断裂的时刻,我们曾经相信和追求的东西被瓦解。我们直观到这些价值的远离,它们不再指引着我们的生命,不再定义着我们经历的一切。恰恰在这个时候,真正奠基性的东西才能显示出来。因此陪随着心灰意冷的,很多时也是人的“觉悟”。正如被贬黄州的苏轼在《赤壁赋》中写下的感悟:“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正是体悟到人世间的纷争烦扰,在整个天地之中是显得如何渺小。

因此意义的失落就如一部电影的终结,它把我们从短暂的梦幻中带回更深的现实。这个过程是无奈的,我们顿时感到人生失去了意义,但这种无意义感让我们放下那些不能伴随我们一生的东西。这个时候,《中庸》的“道不可须臾离也”正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它让我们判断甚么才是更值得追求的道。甚么东西能伴随我们一生,是我们一生都不可离?正是我们的生命本身,这就是海德格在《存在与时间》中说的“向来属我性”(Jemeinigkeit)(注二)。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我们所经验的一切都是以自我的身分去经验的,不论我在吃饭、睡觉、工作、思考宇宙、反思人生,这些都是发生在我自己的人生之中,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切外在的事物都是通过我的生命才能被通达和理解的。然而理性的能力却能把我们经验的东西设定为客观外在存在的,当中最明显的是把我们建构出来的价值视为客观真实的价值,把它视为我们应当追求的对象,正如《庄子》中说:“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然而这些东西都是首先通过我们真实的生存才能被理解,因此没有甚么价值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离开自己的生命的。财富可以耗尽、名声可以破败、家庭会离散、国家天下会变迁;随着命运的流转,我们追求的东西都有可能离开我们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

因此对于大部分中国哲学家来说,真正的道是超越一切形式的,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孔子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到李小龙的“以无法为有法”,都体现出这种精神。但相比起这些抽象的论述,《中庸》更具体地说,真正的道是所谓的中庸之道。

如果我们认为哲学乃合理生活所必需,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学院中人的谋生手段,那么它就不应该仅仅是关于好生活和人的德性的理论,也应该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改善自身的实践,如中国的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那样。(链接)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在中国文化中深入民心的概念,同时也是被误会很深的概念。很多人认为中庸之道就是意谓不走极端,甚么事都中规中矩,找个平均的中间点,而且《中庸》中说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好像也在支持这种说法。这种和稀泥的思想深深植入中国民间社会之中,以至很多人是非不分,只求和同;发生了意外和冲突想的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掩盖,把提出问题的人镇压下去,软硬兼施,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对中庸之道的理解完全歪离了《中庸》的本意,遗毒社会至深。

我们先分解来看“中庸”一词的意义。“中”的象形字是一枝旗杆,旗杆树立在广场正中,代表着四方之中。《说文解字》说:“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换句话说,它表示的不只是空间上的中间点,而是“在…之中”;在此空间之中,能四方上下通达。“中”的另一层意义是“命中”,即射箭时命中目标。孔子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意谓射箭时以命中目标为首要,射进靶里多少不是重点,因此“中”也意谓恰到好处。“庸”字与“用”字相通,《说文解字》说:“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所谓的用就是参与到事情之中,改变事情发展的方向。比如一把剪刀有用,它就能把纸剪开,达到我们工作的目的;如果它没用了,就是纸剪不开了,不能改变纸的形态。因此“中庸”一词合起来的意思是,恰到好处地参与其中。虽然恰到好处也通常意味着不走极端,但不分清红皂白的折中之道往往是与中庸之道相悖反的,因为不合情理的和稀泥正是表明没有把事情恰到好处地解决;与盲目的折中之道相反,中庸之道往往需要坚持和某种意义上的偏执,故《中庸》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真正合符中庸之道的君子任世道改变,始终如一。

虽然中庸之道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它却不是抽象和难以理解的真理,它只是一种最平常的生存态度:真正可以让我们终生不离地依循的道路,就是“恰到好处地面对发生在人生中的一切遭遇”。这首先表示了我们要放开一切成见,以开放的心态遭逢每一个变迁。这种纯粹的指引和虚无主义其实只有一线之差,因为没有了绝对的价值和道德律令也可以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故《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同样是没有了绝对的行为准则,君子能时刻调整自己,无时无刻地把人生的遭遇处理得恰到好处,小人却把它理解为没有标准的肆无忌惮。两者的差别就是君子能有所坚持,从一而终地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实践在不同的境况之中;小人却随遇而变,最后丧失自我。因此《中庸》说: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这段文字更具体地刻画了君子和小人之别,君子在富贵中依富贵的方式去活,在贫贱中依贫贱的方法去活,在顺逆境中都能进退自如,不怨天尤人;而小人则在贫贱的时候想着富贵,在富贵的时候瞧不起穷人,总是不能如其所是地生活。因此君子和小人之于变幻的命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虽然他们都不能操控命运,但君子尽人事而听天命,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能用适当的态度去面对,故君子的生活是容易的。而小人则挺而走险,像一个赌徒一样,只能寄望甚么时候运气到来才能得到那短暂的快乐。由此可见中庸之道展现出来的生命就是“无入而不自得”,真正做到这点人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迷失方向,能视生命为一贯,无论经历多少挫折、无奈,生命始终前行。

当思考中国哲学时,应当考虑的不只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内容上的差异,还应当顾及诠释者在不同文化脉络下的处境和身分差异。只有当后者真正反思性地进入中国哲学学者的视野当中,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地克服它的歧义性,成为在多元文化世界下为全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链接)

修道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人生的道路在何方?我们真正应该走的那条道路其实就是人生,正是从我们的生命的体验之中我们才能拥有对价值、对目标、对意义的原始理解。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社会里流传下来的各种人生蓝图,推崇的各种生活方式,都是我们可以借以参考的资源,但不要忘记,这些价值和生活方式是为我们的生命而设,而不是反过来,成为我们值得犠牲自己去追求的东西。当我们误以为当前的理想能成为一生的追求,我们就有可能面临那个随命运而来的迷惘的时刻。当然,我们不应为了害怕这一刻的来临而放弃一切追求;但当我们真的感到迷失了,《中庸》提醒着我们,真正的道路就在近处,“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哪怕是在最平常的生活中,已经隐含着我们可以依循的道路,如禅宗说,行住坐卧,皆是佛法;最可靠的生活就是真切而平常地过好每一天。不要小看这种平常性,君子就是在任何处境下都能坚持一步一步走下去,把生命连成一贯,把生命的诸种处境和体验修筑成一条道路。天地的博大,亦是成于这一点一滴,积少成多,故《中庸》说:“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君子坚持用自己的脚步来修筑人生的道路,总会有一天走到远方,哪怕去过的地方很多,但脚下却有一条清晰的道路,让后人都可以跟从;而小人则终日徬徨,奔走一生,地上只留下凌乱的脚印。当然,人总有自由选择去成为君子还是小人,但如果我们真的感到迷惘了,《中庸》正好告诉我们:一条更真实的人生道路就在此时此地敞开。

注一:Jean-Luc Nancy, Being Singular Plural, trans. Robert Richardson & Anne O’Byr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

注二: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2),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