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幽灵，在当代法国思想中游荡！ （上）

作者：夏莹

从二十世纪初到其中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法国的哲学伴随著法国的社会现实经历不断的危机与革命，颠覆与重建。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中，法国哲学却经历数次大的哲学转向。诸如胡塞尔，海德格，马克思与尼采分别成为这些转向的思想推动者。由此形成当代法国哲学当中的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结构主义。它们的相继出现构筑了当代法国哲学的基本途径。然而在这诸多法国哲学的流派当中，法国的黑格尔主义却遭到不应有的忽视。黑格尔思想对法国哲学的影响被掩盖了。这种掩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源于当时研究黑格尔的思想家，如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让·伊波立特（Jean Hyppolite），让·瓦勒（Jean Walh）以及艾历·威尔（Eric Weil）都不过是借用黑格尔的文本来阐发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甚至尼采等人的思想，从而使得黑格尔思想本身仅仅成为了一种平台；另一方面，法国黑格尔主义对于法国当代思想的影响断断续续，并且不同思想家对黑格尔的阐发路径也不尽相同。由此“法国的黑格尔主义”作为一个特殊的流派在当代法国哲学大潮中几被冲刷殆尽。然而当我们在回溯法国当代哲学的开发源头及其脉络之时，却不得不一次次的遭遇这种特殊的黑格尔主义的入侵，从而让我们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是一种对黑格尔思想的阐释，而更多的应将其看作是影响当代法国哲学的一支重要的、并极富法国原创性的哲学。因此对它的关注，或可为我们理解法国当代哲学的起源及其基本脉络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

法国黑格尔主义对于法国当代思想的影响断断续续，并且不同思想家对黑格尔的阐发路径也不尽相同。由此“法国的黑格尔主义”作为一个特殊的流派在当代法国哲学大潮中几被冲刷殆尽。（unsplash 图片）

二

科瓦雷与科耶夫，两位俄籍的思想家，都具有著极为广阔的学科背景，特别是科耶夫本人，更以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给当时的法国学界带来极富冲击性的思想启示。雷蒙·阿隆曾这样形容在科耶夫的研讨班中所经历的思想冲击：“（科耶夫）使倾向于怀疑和批判的超级知识分子听众著迷，这是他的才能，他的辩证的知识造诣所致，甚至那些怀疑历史的天意的人，那些怀疑艺术的技巧的人，都抵挡不住这位哲学魔术师的诱惑。”雷蒙·阿隆曾毫不犹豫地把科耶夫列为平生所遇到的三个真正卓尔不群的心灵之一。

巴塔耶也曾经这样诉说自己在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班上的体验：科耶夫对《精神现象学》的天才解释将他“撅断、捣碎、连续击毙死十几次；被掐死，被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然后撇在一边。”他的学生们几乎一致认为，科耶夫“在思想上绝对地统治了一代人”。然而我们再次需要强调的是科耶夫的天才解读决不是从天而降的。从采用的文本到他的解读思路其实都不过是酝酿已久的法国黑格尔主义的集中体现罢了。

概括来说，肇始于让·瓦勒，开发于科瓦雷和科耶夫，近乎终结于伊波立特的法国黑格尔主义具有两个主要的家族相似性：

其一，他们所讨论的黑格尔几乎全部都是“青年黑格尔”，于是耶拿时期的黑格尔成为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对于政治，宗教的讨论，特别是黑格尔与谢林以及德国浪漫派之间在思想上的关联，都是法国黑格尔主义所津津乐道的文本。因为正如让·瓦勒所承认的那样：“我们可以在青年黑格尔的思想中接近克尔凯郭尔思想的种种特质。这些特质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对青年黑格尔的批判却是始终被忽视的。大约因为这些接近克尔凯郭尔的要素在黑格尔哲学中是以失去它的主体性确证的方式得以显现的。”换句话说，青年黑格尔思想中充斥的那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以及神学色彩的理论观点在其后的思想体系中仅仅充当著有待超越的必经阶段，但却非是理论的最终完成。然而在法国的黑格尔主义那里却得到了空前的认可。除了让·瓦勒本人，科瓦雷的思想也主要集中在《在耶拿的黑格尔》（Hegel à Iena）一文当中。伊波立特则也将发表于1935年10月《形而上学与道德》中的〈新近著作中的青年黑格尔 〉（les Travaux de jeunesse de Hegel d`après desouvrages récents）看作其代表性文章之一。而对于黑格尔思想的系统解读则几乎全部集中在了《精神现象学》之中。并最终导致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在当时的法国学界被视为是思想完全对立的两部著作。

其二，极为凸显了黑格尔哲学中生命（la vie），时间（le temps），以及欲望（le desire）等概念，并将黑格尔的理性逻辑与体系仅仅看作是展开这些概念的历史过程。从而在根本上说，他们所阐发的黑格尔都不过是科耶夫所谓的“哲学人类学”的不同版本罢了。由此决定了这样一种理论，其“主体是作为人的人，在历史中的实在存在。在现代的意义上，它的方法是现象学的。因此，这种人类学既不是一种心理学，也不是一种本体论。它试图描述人的整个‘本质’，即人的所有‘可能性’（认知的，情感的和活动的可能性）。一个时代，一种给定的文化（实际上）只能实现一种唯一的可能性。”在这一主导思想之下，“时间”是“属人”的时间：科瓦雷就这样阐发“黑格尔”的时间：“黑格尔的时间，是一个属人的时间。人这一奇怪的存在就是那个‘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的存在；他是一个在他所是之中否定自身，而热衷于其所不是的，或者至少现在还不是的存在，他是这样一个存在，从现在出发，却否定现在，试图在将来中完成自身，他生活在将来之中，在那里寻找，在那里探求真理；他是这样的存在，只存在于从现在向未来的转变之中，并且在没有未来的时候就不在存在”对“未来”的强调带有著早期海德格的味道，由此其中对人的强调自然也就可以视为是早期存在主义影响下的必然产物。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一意义上只能是对这种人的存在状态的一种描述和展现。而历史也由此不过成为承载这种辩证法的一个过程而已。然而黑格尔的历史在当时的法国黑格尔主义那里显然还充当著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在历史中，无限与有限得到了一种融合，个人与集体（或社会）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解决。

由于强调青年时代的黑格尔，黑格尔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关联就成为了这个时期重要的一个主题。伊波立特在其《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研究》中对于黑格尔与谢林之间的关系就曾经有详细的描述。对无限的向往是青年黑格尔与浪漫主义诸学者们的共同倾向。因为他们所试图反叛的是当时那种将无限推向彼岸世界的康德。然而如何触及这种无限却划清了黑格尔与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对于后者来说，只有通过直觉，想象等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方式才能最终触及无限，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他却从未放弃理性自身的探求。历史是在这样一种对理性的执著之中才被引入的。而对于抓住青年黑格尔不放的法国黑格尔主义来说，“此时的历史就等同与个人生命的展开，在其中，一与多，现实性与可能性，以及有限与无限得到了辩证法的调和，而归于统一”。人在历史中成长，从“我”变成“我们”。单个人就变成为社会的人。这样一种人本学的视角必然决定了这种向无限的趋进带有了强烈的现实性。

单个人就变成为社会的人。这样一种人本学的视角必然决定了这种向无限的趋进带有了强烈的现实性。（Unsplash 图片）

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方式深入到法国哲学界，它以沙特哲学为载体，通过其对文学、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最终变成了一种强大的影响力，促成了1968年前后的法国学界被马克思主义所笼罩的一种气氛。

当时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在我看来，仍然有其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正是这一社会现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兴衰。伴随著战争的开始、延续与终结，拥有悠久传统的法国在信心遭受挫败的同时总是期待著一种复兴。这种复兴不仅需要强调苦难意识，同样还需要为这种苦难意识最终美好的前景做出一种理性的推理和分析。

由此，“历史”在理论的视域中还要包含一种进步的意义和逻辑。如果说黑格尔为法国人带来了苦恼意识，那么马克思则为法国人带来的历史的这种内在逻辑和意义。以抵抗当时社会现实中弥漫的虚无主义倾向。因此，当时法国学界中对马克思的热情是与日俱增的。不仅沙特，而且诸如梅洛－庞蒂，伊波立特等人都不得不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做出一种必要的回应。例如在梅洛·庞蒂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它描述了历史中的一些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没有包含了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也就没有历史中的理性。在这一意义上说，并不存在某种历史哲学，而是只存在一种历史哲学，如果否定了它就是等于放弃了历史理性，由此历史只能变成一堆梦境和一次冒险。而伊波立特则不仅对马克思做了专门的研究，同时还在多处多次谈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异化”和“外化”的问题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在其中，伊波立特指出了黑格尔没有如马克思一样将“异化”与“外化”或者“客观化”做出区分，其根本原因在于黑格尔并不试图如马克思一样为一种分裂找寻一种统一。“黑格尔的辩证法总是在调和的核心思想中保持了对立之间的张力，而马克思则认为真正的辩证法是对这种张力的超越。后者试图通过在现实之中来实现这种超越。如果我们能够设想黑格尔可以对于马克思的批判回应的话，这种回应应该是他将拒绝‘人的悲惨境遇’的消逝。”很显然，在此，伊波立特虽然浸染在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中，但却在本质上仍然坚持著法国黑格尔主义的一贯倾向：即这里的黑格尔是一个只属于法国语境下的黑格尔。他并不是试图如沙特一般，强调在行动中来完成对现实矛盾的超越，而是驻足于在理论上对人的悲剧性命运的。

（本文原刊登于《学术月刊》2010年9月，来自激进阵线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