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49》之前，来回顾82年的《银翼杀手》吧！（二）
女体模型，总是最能引发情欲的幻想，又难以与女性主义提到的“物化”摆脱关系。偷渡回地球的仿生人中，Zhora与Pris同为女性形体，电影有意将她们与其他女性塑胶模型或玩偶并置，二者的死亡场景，都是在女体模型的包围下展开的。
前文回顾：在《2049》之前，来回顾82年的《银翼杀手》吧！（一）
仿生人 / 物
哈乐崴（Donna Haraway）于1985年发表著名的〈赛博格宣言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1980s），其中将赛伯格（cyborg，机械人、机械生物、改造人、仿生人皆在此列）与女性主义连结，期望女性主义的发展能够摆脱本质主义与认同政治的迷思。哈乐崴提到，赛伯格神话是“关于被逾越的界线、有力的融铸，以及危险可能性”，以此作为改革的力量所在。在文章的开首，哈乐崴点明在赛伯格的科幻作品将打破人类和动物、动物—人类（有机体）和机器、物质（physical）和非物质（non-physical）的界限，以此论证，在“我们”这个能指与“认同感”之间，是无法简单地以自然／本质或者更抽象的“受害者位置”作为认同基点。
简单地以女性主义为例，白人女人与有色女人之间，其中的经验差异并不能轻易地以生物本质“女人”约化，单纯地以“女人”作为认同建立点，最后必定会与个人落差带来的矛盾再遇，成为运动进行的极限。复杂的个人经验固然不可能归于统一，但是并不代表二者无法联合。以哈乐崴的说法：“透过结盟（coalition）——亲近性（affinity），而非认同”作为组织方法，肯定界限的存在，以“接触”——如同电路的装崁那样，实现一种允许差异的交接。赛伯格的存在是一场“边境战争”（a border war），允许人们摆脱父权体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构成的分界，联通异质进行抵抗。
《银翼杀手》无疑是一个赛伯格文本，而且在共同体的界限与认同之间，呈现了比哈乐崴提及的分类更为复杂的维度。哈乐崴将模糊性作为连结与革命的力量，《银翼杀手》就是探讨这种含混带来的忐忑与恐惧。
主角Dekard作为人类（姑且当他是“人类”），因为“银翼杀手”的身份，追捕从外星殖民地Off-World逃回地球的仿生人。故事发生在2019年的洛杉矶，若根据Philip K. Dick的原著小说，电影中连绵如永夜临至的大雨，是核灾的后遗；亦因如此，只要是体格合格的幸存人类都去了Off-World，寻求那在电影中不断响起的宣传广告里的乌托邦——“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既然地球已变得如此不堪，为什么仿生人依然执著于重返地球呢？事实上，仿生人具备比人类更为卓越的外貌、体能与智力，特别是电影中“连锁六型”（Nexus-6）的仿生人，甚至已经发展出媲美人类的情感系统；但是在外星殖民地中，他们犹如奴隶般生存，负责各种人类所不喜的底层工作如垃圾清洁或性工作等，而且，他们只有短暂的四年寿命。仿生人Roy正是为了寻求延长同伴寿命的方法，才回到地球，执意与制造者Dr. Eldon Tyrell见面，渴求破解生命的奥秘。
“人类”与“仿生人”，大概能与哈乐崴所指的“动物—人类（有机体）和机器”对位。电影在此基础下再作细分，将机器分为三类：普通的人型玩偶，形态与思想几乎与人无异的仿生人，还有与原生动物无异的仿生动物。
电影当中除了仿生人，还呈现了不少形神兼具的仿生动物，如Dr. Tyrell的猫头鹰，Zhora的蛇。仿生动物要比仿生人的价值来得更高，前者是人类情感的寄托、地位的象征，越是与动物原型贴近价值越高；另一个则是作为奴隶可随意随时杀死／除役（retirement），并且因为与人类相似而引发恐慌。普通的人型玩偶也是无伤大雅的存在，如同仿生动物一样，成为人类情感的慰藉——基因设计师J.F. Sebastian因为身体缺陷独留地球，居于荒废的大楼之内，当仿生人Pris询问他是否寂寞时，Sebastian回答自己从不寂寞——宽广的公寓里，放满了他称之为“朋友”的人型玩偶。
由此引发的是两个方向异回的思考。第一，倘若人类作为情感动物，而人的形体面相作为最能引发感情的介质，那么，仿生人要相似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够引发人类的“感情”呢？要如何定义这“感情”呢？
女体模型，总是最能引发情欲的幻想，又难以与女性主义提到的“物化”摆脱关系。偷渡回地球的仿生人中，Zhora与Pris同为女性形体，电影有意将她们与其他女性塑胶模型或玩偶并置，二者的死亡场景，都是在女体模型的包围下展开的。没有情感的女体模型是单纯的欲望容器，可以轻易地废弃，损坏之后有无数相似或功能有异的分身替换；那Zhora与Pris也只是上述模型系列的产物吗？纵然Dekard一再声称仿生人的利益与己无关，他著重的只是工作程序，某程度上是另一种“清洁工人”的存在，然而杀死这些高度智能的仿生人后，依然会手震心悸，怀疑这个“除役”的动作是否单纯如debug（排除网络故障），“除役”与“杀生”的距离究竟是什么；最后，他甚至爱上了与人类无异的Rachael。
日本大阪大学的机器人学学者石黑浩，于2005年为爱知世博会制造了以NHK电视新闻主播藤雅子为原型的复制人。谈及机械人发展的将来时，石黑浩认为，人类对极像人的机器反应比较好，因为相近的外形能够引发人与机械之间的自然沟通——机器人是人类外观与咨询媒介的结合。
果真如此吗？在此引用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 ）在《物体系》中使用的一则寓言：
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一位熟悉钟表机械的魔术师，做了一个自动木偶（automate）。由于木偶是这样完美，动作如此柔软自然，当魔术师和他的作品一起在台上出现时，观众反而无法区别谁是真人，谁是木偶。此时魔术师被迫把他自己的手势机械化，而且以极高的巧妙，使他自己的外表产生轻微的破绽，如此他的表演才能得到意义，因为与其让观众后来因为长时间搞不清楚谁是“真的”，因此陷入深深的焦虑中，还不如让他们把人当成机器，把机器当作人。
在寓言中，因为木偶（机械）与魔术师（动物—人类）过于相似，观众陷入深深的焦虑，魔术师必须将其中一方的相似度调低以安抚观众的情绪。这则奇特的故事正正指出了赛伯格研造的困境——一方面，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是提升机械与生命体的相似度，使其成为可与之情感互通、交流与沟通的“造物”；但是当“造物”具有与人类极度相似的思考／运算机制时，人类又因为混淆陷入深深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