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生命本身的政治？
我们的生命已经向著经济开发、获取生物价值以及生命本身的政治开放了，我们正在见证新技术的诞生，也将承担相应的责任、产生相应的忧虑。类似于韦伯指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的时代迎来的是一种“身体伦理与生物资本精神”。
“随著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21世纪的我们是谁？我们生存其中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生命本身的政治》一书抛出了这样一个发问。作者尼古拉斯•罗斯（Nicholas Rose）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他从生物医学的发展出发，探讨人类生命与生物技术普遍政治化的状况。
何谓生命政治？
在《性史》第一卷中，傅柯提出了一种双重的图解，来说明何为“生命权力”：一方面是致力于人体的身体解剖学，试图充分利用个体的力量，使其融入高效的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是集中于人口的生命政治学，试图充分发挥一个族群的力量，从出生、发病、死亡率、寿命等方面进行监管和控制。在傅柯的意义上，生命政治实质上是要以最少的经济、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遵循的是效率最大化的功利主义逻辑。具体地说，生命政治，就是调节和管理生命的积极权力，微观层面上保障公民个体生命的安全、劳动力的充足，宏观层面上则是促进和优化社会与人口再生产的机制。
生命权力不仅仅考虑细节层面上的个体，而且要通过宏观的机制来调节作为总体的人口。傅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指出，“人口”已成为一种治理术。新的治理艺术不再仅仅确保领土的治理，而是强调人口的治理，最终的治理目标就是人口的福利——提高健康质量、延长平均寿命等等。“人口不再仅仅是表明统治者力量的标志，而且是国家和统治者力量的源泉”（注一），对人口治理的有效与否，将直接决定国家的统治是否巩固、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地位是否提高。
新自由主义发展史的重写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傅柯在这里引入了分析权力-君主两大传统。前者试图批判权力效应，解开权力的运作，质疑国家的合理性，而后者坚持卢梭的道路。（链接）
21世纪的医学变化
傅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1973）中分析了疾病和医学如何在个体身体上占据一席之地，让我们了解到19世纪初对医学知识的认识论与技术重构，是通过众多与医学相距甚远的方面相互交织而产生的，例如援助法律与援助实践的变化、针对发病率与死亡率的新型数据统计、尸体解剖等等。不过，援引傅柯的重点在于，一直到20世纪前半期，临床医学凝视的对象依旧是“身体本身”。到了21世纪，不断提高的生物医学技术——遗传筛查、基因工程、器官移植、精神药物等——都将引发关于“生命”的崭新可能性，而潜在的新兴生命形式也必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一系列变化。
罗斯在《生命本身的政治》一书中指出，当代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已经历了一种阶跃变化，我们操纵自己的生命力、发育、新陈代谢、器官和大脑的能力出现了质的增强。传统认识中，我们认知自己身体的方式，往往联系到肢体、器官、组织、血液这些“克分子”的层面——正如临床医学在19世纪作为焦点的、可被凝视的、被解剖的躯体。然而，在医学的可视化技术发展之后（如X射线、脑电图、核磁共振成像扫描、DNA序列基因被视觉化等等），我们的身体已经可以在“分子”层面上被凝视，人类生命也被认为是一系列可理解的分子实体之间的生命机制。基于“分子”的医学研究，已经在以下几个领域超越了传统医学的“治疗”：第一，优生——如产前诊断、胚胎选择、药物矫正；第二，运动能力；第三，抗衰老；第四，改善情绪——改善记忆、药物抗抑郁等。最重要的两个崭新的医学观念是“易感性”和“增强”，前者旨在预防，介入尚未有明显症状的现有状态以预防疾病风险；后者旨在增强我们的身心机能，尤其是情绪增强和认知增强。“易感性”和“增强”听上去似乎与传统养生学类似，但已不再是经验的，而是经过生物医学技术实证的，不再是克分子的而是分子式的医学治疗目标。
同时，医学管辖的范围持续扩张——逐渐延伸到了传统的病害之外，控制慢性病、管理生殖、评控风险、改善健康，从营养品销售到高端精密医疗器械，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诉诸医学权威的建议。尼古拉斯•罗斯认为，医生和药物治疗的不再仅仅是疾病，而是几乎可以被无限扩大和塑造的风险帝国。尽管公共健康医学一直以来都致力于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但是这些以“治疗风险”为名针对个体的医药实践，以及对身体变化进行预防性的长期介入，已经成为21世纪生命政治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
而一种建立在跨国资本基础上的，侵略性的生物医药资本主义，也在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著与医药无关的道德和政治领域。在20世纪末，医学研究中有一种“10/90差距”的现象：全世界只有10%的经费（约3亿美元）被用于90%的世界健康问题。而到了21世纪初，根据《无国界医生》的统计，这一资源分配的占比已经下降到了不到4%（约35亿美元），而剩余96%的经费（约1000亿美元）被用于10%的世界健康问题，如抑郁症或中枢神经系统紊乱等。这是因为，治疗这10%健康问题的药物进入市场的机会比其余药物要高出13倍。
几个疑问：主体性、身份与权力
女性主义者宣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我”时，将身体作为了政治行动中的重要一环，必须将自然有机体式的身体从异化状态中赎救，由自己来维护自己的身体。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式女性主义表明（注二），21世纪生物医学技术的新语境产生了新兴的生命形式，我们的个体与集体身份、责任与义务、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也许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来重新思考和回答。
第一，生物资本的“健康”营销。生物学或医学想要在分子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必然需要巨额投资。如今，巨额投资不再由政府公共支出，而是来自私企的风险投资。生物医学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符合资本化的需要和商业利益：生物经济的交换循环，以获得生物过程中的潜在价值为其组织原则，这种潜在价值同时还是人类健康和经济增长的价值。“生物资本”这一术语，变得日益常规化，与生物技术产业革命相联系，与跨国资本主义环路相融合，以便调动和联合多样的资源。
以前，推行生命政治策略往往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运用医学介入治愈病变；而现在，人们往往是以消费者的身份，通过各种市场和消费文化产生的欲望来介入治疗和改变自己的身体。这一转变可以简称为“从标准化医疗到定制健康”。前者的时代可以被称作优生学时代，那时生命的异常状态是对国家经济的一种消耗，因为公共财政必须资助非健康的生命；但在人人都愿意“定制健康”的今天，生命病变却是创造私人利润、让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潜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物医学技术“发明”了一系列疾病。在全民追求的“健康”之中，控制心灵的精神治疗技术和制药技术促使个体不断地评估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态，促使个体以医学保健的方式理解自己，通过求助于市场上的药物，来恢复和塑造那个“想象的”自我。
第二，生物医学在身份实践中越来越重要，新技术从各个层面介入人体（从外表层面的整容到分子层面的基因疗法），但并非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生物公民身份。
在19和20世纪，公民身份除了文化与语言的构成因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生物学角度理解“民族性”概念的：在德国，1913年的公民身份法就是依据血统对民族性和公民身份进行法律界定。同期的墨西哥也如此定义种族特征。21世纪，民族遗传的独特性已经成为了生物医学和医药商业开发的主要资源，针对芬兰的遗传学研究声称发现了许多与精神疾病有关的基因，这些疾病成为了潜在的宝贵资源，而不再是国家医疗的负担。许多生物社会团体会围绕著某种共同的身体或遗传状态组织起来，采取一系列行动：反对医学知识的权力、争取更好的治疗待遇、要求赔偿与尊重等等，如艾滋病行动主义者的“社群”——这些生物公民团体主动且负责地与身份政治连接起来，而利用资金利润和股东价值来衡量生物医学的公司，也积极地参与生物公民身份的构建，将生物教育与品牌营销紧密结合。
然而，对不同种族的基因与遗传的医学研究，很有可能向种族化医学实践过渡，预示著曾经的“种族科学”再度觉醒。在21世纪，“种族”这一概念处于基因组、细胞的“分子”医学和依据文化多样性、自我认识的“克分子”要素之间，正如哈拉维所认为的，充满矛盾的关于种族、健康和生命的分子生命政治正在形成。（注三）基因组医学倘若以种族对生命进行区分，显然有助于支持和掩盖结构性不平等以及种族主义，譬如通过对不同族裔的生物医学考察，发现特定族裔出现频率更高的疾病种类，然后将群体间的这种健康差异进行过分强调，以便抹除背后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差异。在新的生物经济学循环和生物科学的大规模资本化等方面，族群差异可能是重要的，在人们将“健康”作为自我伦理首要关注目标的今天，如何重新理解和塑造个体与集体的身份关系？
第三，可以说，脑科学与神经化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心灵只是人类大脑的所作所为，这是对人类本体认识的一种转变。新的精神病学研究正面对著一个至关重要的伦理问题，我们如何确认抗精神病药物不会使我们成为《飞越疯人院》中的迈克•墨菲？（注四）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精神病治疗成为了制药业中一个巨大的盈利市场。许多大制药公司大量投资研发和试验精神病药物，而人们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异常状态的关注，更加促进了精神病药理学的发展，制药业再次成为了连接公共健康和股东价值的纽带。德勒兹曾经提出当代社会不再是傅柯指出的规训社会，而是控制社会，控制将会进入药物产品、分子工程、基因操控等。面对这种反乌托邦的寓言，需要谨慎地对待新的精神病治疗技术与制药技术，因其迫使个体不断地进行风险控制和情绪认知，从神经化学的角度理解“自我”。
第四，一种新的关于控制的分子生命政治正在形成。在美国的一些案例中，来自大脑扫描成像的证据已经被法庭采纳，以便支持生理损伤辩护。虽然在课刑方面，生物学观念并没有取代道德责任，但是这极有可能产生一种不正常的权力——与傅柯的规训权力如出一辙——要求“预防性地监禁、管制”。这是一种控制策略，是一种新的“关于控制的分子生命政治”。生物犯罪学若被纳入犯罪管理的公共健康政策，就将从神经学、脑科学角度致力于发现潜在的反社会个体，并对他们进行预防性干预：在儿童医院、学校体检中发现、预测和控制生理因素，从而在分子层面上消除潜在的暴力性威胁。面对这种新的控制策略，我们如何理解和看待其中的权力、知识、伦理准则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生命已经向著经济开发、获取生物价值以及生命本身的政治开放了，我们正在见证新技术的诞生，也将承担相应的责任、产生相应的忧虑。类似于韦伯指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的时代迎来的是一种“身体伦理与生物资本精神”。
注释
注一：米歇尔•傅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注二：1985年，哈拉维发表了一篇题为<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文章，确立了“赛博格女性主义”的概念。
注三：唐娜•哈拉维划分了三个时期：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期，种族以血统、身体、亲属关系、民族、语言文化等为依据；二战结束后到千禧年之前，种族概念被淡化，通过迁移、婚姻与其他人口群互相影响和混合；从21世纪开始，种族重新回到了基因组的视野之中，以分子的、信息的、可操控的、可利用的形式存在于电子数据库和实验室中。
注四：《飞越疯人院》中，为了治疗“精神失常”的迈克•墨菲，医生对他实施了额叶切除术，使他丧失了思维能力。发现额叶切除术在治疗精神病中具有价值的埃加斯•莫尼斯，曾获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