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响当代社会的警钟：残忍、恐惧与自由主义
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个有名演说中提出，他认为战后的世界，应该保障每一个人的四大基本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还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对免于恐惧的自由的阐释，主要关于国与国的战争：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于消除战争的条件，令一国不能对他国发动战争，使他国人民陷于对被杀害的恐惧。这明显是针对当时战争状态的发愿。但恐惧或暴力的源头，自然不限于邻国。由非法组织到一国政府，只要掌握武力，都可以令公民感到恐惧。事实上，放眼人类历史，人们恐惧的最大源头，往往来自国家，或公权力（public power）：国家拥有充分的资源与武装力量，系统而持续地使治下的人民处于恐惧之中。
在著名论文〈The Liberalism of Fear〉 之中，已故政治思想家 Judith Shklar 提出，对暴力与残忍的恐惧，应该被自由主义者视为价值基础。追溯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她认为对暴力的恐惧、以及对恐惧如何挫伤人性与自由的体认，其实是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想，能够使人们觉得值得支持的一大原因。我认为Shklar 对恐惧与自由主义之间关系的梳理，是对“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价值的一个精彩的诠释。这篇文章会稍为整理和介绍她这个独特的“恐惧的自由主义”的思路。在今日民主在全球退潮、公民权利愈来愈受到威胁打压之际，Shklar的关怀值得我们重新重视。
罗斯福总统的演讲（资料图片）
由残忍到容忍
Shklar所关注的恐惧之恶，在概念上并不复杂。恐惧（fear）的根源就是残忍（cruelty）。当权力者对弱者施以物理上或情感上的暴力，令弱者感到痛苦，并用这种痛苦或其引致的威胁迫使弱者服从自己的意志，就是残忍。对这种残忍的恐惧是人的天性，也是对人的自由的严重限制。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可能是因为这是对人的尊严（dignity）的严重侮辱，也可能是因为人如效益主义者所言，有趋乐避苦的天性。Shklar认为，视残忍为首要之恶，可以和不同的道德理论相容，因此可说是非形而上学的（non-metaphysical）。她甚至承认这不过是一种道德直觉。但我们不应因为对残忍的恐惧是一个相对直观而且简单的感受就忽视它的重要性。事实上，Shklar指出，这种道德情感和自由主义有著深远的历史根源，也对我们建构保障自由的政治体制有莫大的重要性。
Shklar指出，自由主义的思想起源，正是出于对欧洲宗教战争的种种残忍和暴力的震惊。基督教和异教徒之间、基督教不同宗派之间，部分争端或者是为了教义上的分歧，但更多是因为权力斗争和垂涎他人的财富，而卷入互相残杀的仇恨螺旋之中，一发不可收拾，最终生灵涂炭。这些杀戮、残忍、仇恨和恐惧，令人们开始反思，难道这就是信仰带给人类的结果吗？基督的教诲不是说人们都是神的儿女，应该彼此相爱的吗？为什么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并没有出现，反而只见到无尽的杀戮和仇恨？
一些教士于是开始主张，宗教应该远离公权力，尤其应该离开暴力，不用政府和军队的力量来强迫不信者归顺、甚至将他们消灭。换句话说，在政治上或公共领域之中，不同宗教和宗派应该互相容忍（toleration），为的是避免进入互相残杀的局面，也就是避免残忍。但也有愈来愈多人走得更远：他们从根本上质疑基督教甚至宗教本身，视之为残忍的根源。他们质疑一切声称可以全面解释世界的秩序和人存在的意义的信仰，认为这些“信仰”都有引发人们的狂热和非人性行为的危险。他们和那些开始反省的教士得出相同结论：为了避免残忍，让人们能免于恐惧，宗教应该远离政治和暴力，也就是得容忍异见者。
所以，有不同信仰的人在政治上互相容忍，不诉诸暴力解决问题，正是为了让人们能免于对残忍的恐惧。历史上，自由主义的价值意识和制度建构，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强调容忍的意识。宗派间在政治上的容忍渐渐演变成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宗派不应以暴力来强迫或消灭不信者，则演变成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自由这个信念，进而变成现代保障个人自主的人权（human rights）意识。这些观念的演进都是漫长而充满顿挫的。但Shklar指出，这一切的价值意识的演进的情感基础，正是对残忍的恐怖后果的体认，自由主义者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有不同信仰的人在政治上互相容忍，不诉诸暴力解决问题，正是为了让人们能免于对残忍的恐惧。（Vcg图片）
“向后看”的自由主义
Shklar因此指出，如果从这个历史角度看，自由主义其实可以是相当现实，或非乌托邦的（non-utopian）。因为自由主义的情感基础，是来自于历史记忆，而不是对某种美好新世界的寄望：正是为了避免过去人们发生过的残忍、视残忍为最大的人类之恶（human vice），我们才会视容忍为政治上最重要的德性（human virtue）。自由主义不会给人们一个完美而和谐的世界的许诺，但我们知道如何避免残忍，也体会免于恐惧对人是如何重要，于是尽力排除将会导向残忍的政治体制和政策选项。
但是现实历史的进程，却显然没有跟上道德观念的演进步伐：即使踏入二十世纪，我们还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种族仇杀不绝，免于恐惧的意识乃至自由主义都从未真正在任何政体和社会扎根。Shklar清楚这一点。但至少在观念上和人们的价值意识上，视残忍和恐惧为首要之恶，代表了人性的善的一面的情感——或者说良心——底线，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动力。
正是在这里，Shklar认为，她这个“恐惧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Fear）和自由主义的其他——更为主流的——思想传统有著不同的性格。首先，恐惧的自由主义和自洛克（John Locke）以降以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为价值核心的自由主义传统不同。这些自由主义理论视人的一系列公民自由为天赋的人权，是人之为人不可让渡的权利，对他人的行为构成道德约束。捍卫人们的这些权利，是正义的要求；而当每个人的这些权利都得到充分的捍卫，我们就达到了完满的正义，至少在政治的道德上是如此。
恐惧的自由主义认同以权利和正义为目标的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但却少了这种自由主义在道德理论上的包袱：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同意捍卫公民权利是构成正义的核心价值，或正义应该是政治的最终目标。恐惧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把人们带到公共道德或正义上完善的状态的野心，它只是聚焦在尽量避免残忍之恶。
另一个和恐惧的自由主义不同的自由主义传统则可以以J.S. Mill 为代表。这个自由主义传统认为，保障人们有最大的公民和政治自由，是社会进步、甚至是个人的人性能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当我们能在不同的领域能自主的决定的人生时，我们才能说得上发展我们人的理性能力、才能有空间作道德和伦理判断、才能过上丰满的人生。
Shklar的恐惧的自由主义则不和人性的丰盛发展挂勾：恐惧的自由主义主张保障个人自主，是为了保障人们不至陷于残忍的对待。这固然是过上美好人生的必要条件，但这个角度下的自由主义并不承诺它能促进人们发展出丰盛人生的能力。事实上，恐惧的自由主义眼中，只有从“向后看”借镜而来的，对过得较不坏的人生的想像；它并不“向前看”，不为人们的如何过上完满而美好的人生指路。
由消极自由到权力制衡
Shklar的恐惧的自由主义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另一位有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 对“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辩护：自由主义关注的，应该只是每人有多少行动不受他人干扰的自由。用形象一点的比喻，就是关注每个人面前有多少道门是打开的、有多少门是关上的；愈多打开的门，就是愈多自由，而我们不应关心人们最后选择走哪一道门。伯林认为，自由因此也在概念上应该和实践自由的条件（conditions）分开：人们是不是有充份的能力，由一道门前打开的路一直走下去，不是自由的问题，也因此不是自由主义关心的问题。
Shklar理解伯林这种对自由的解释，但她强调自由和自由的条件不能切割。因为保障消极自由的道德或情感基础，正是为了免于人们对残忍的恐惧，若没有在制度上使种种的权力不平等消失或受到制衡，免于恐惧的自由不过是空谈。因为权力的不平等正是令社会中出现强者和弱者的原因，而这正是一切残忍的根源。所以在恐惧的自由主义中，自由与自由的制度条件密不可分。
我认为，正是在这里，Shklar的思考比伯林在政治上更为完整：权力分散（separation of powers）、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和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乃至活跃平等而多元的公民社会，都是恐惧的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但伯林的消极自由并没有蕴含任何特定的权利分配和运作的方式，于是也就提不出任何制度主张。对照Shklar对残忍和权力的关系的洞察，伯林的消极自由论对权力的效应的敏感度更见不足。
被遗忘的残忍
只有消弭残酷和暴力，不让足以强迫弱者的权力集中在强者手中，才能真的让人免于恐惧。我想，Shklar会认为任何有说服力的政治理论——不管是否自由主义——都应该聚焦这个道德内核。在民主在世界范围退潮的今天，其中一个令人心忧的趋势，就是人们似乎不再警惕权力集中在当权者手中，有威权倾向的政府纷纷挟民意上台，并对异见者和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肆意打压。是人们不再意识到强者对弱者施暴的危险吗？但这里有一个更令人忧心的可能：也许，人们已经忘记历史上种种残忍带来的恐惧，因此对权力的集中才渐渐无感。Shklar对权力和恐惧的敏感和警惕不但并未过时，更似乎恰恰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