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家专题】儒家为何要守护家庭？

作者简介：蔡祥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西哲学比较、现象学、维特根斯坦哲学。

【01哲学按】

“想像不家庭”的时代正在到来。01哲学推出【婚姻与家庭专题】，邀请哲学及文化研究学者及学子各抒己见或针锋相对，从性别文化、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伦理学及儒家思想等不同面向漫谈危机之下的婚姻与家庭。儒家思想为何要守护家庭？被视为“传统”的儒家又如何看待“未来”家庭的命运？本文对此作出了回应。

现代社会离婚率逐渐增高，单身一族日益增多，照此趋势下去，在不远的未来，家庭将趋向消亡。考虑到儒家思想与家庭的内在关系，未来家庭的存在与否亦将直接关乎儒家思想自身的存亡与发展。对于这样一个现实困境，儒家能否作出回应？

在考察儒家的可能回应之前，我们先看下自由主义会如何对待当前乃至未来的家庭命运，以此为背景可以更好把握儒家思想的独特性。

自由主义如何看待家庭命运？

自由主义者不会太在意未来社会是否需要家庭，甚至还可能对“毁家灭亲”持欢迎态度。离婚率的升高与单身族的出现，本身就与自由主义思想关联甚密。正是根据其个体化的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自由地选择跟某个人结婚，同样也就可以经过理性的考量而选择离婚，或者永远单身，这是现代社会“人权”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样一种基于个体化的自由选择会给家庭带来致命的危机呢？一般说来，婚姻的存在关涉两方面因素：两情相悦与生儿育女。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在未来的人类社会，这两方面都可能在没有家庭介入的情况下得到满足，乃至更好满足。现代社会，只要双方都没有结婚，以恋人的名义一直同居，已经没有任何问题。现代社会还需要婚姻，更多是出于生儿育女方面的考虑。人类自然生育方式会对女性的生活与工作造成巨大影响，这就需要通过婚姻来让男性承担起相关的责任。但是，如果有一天出现成熟的人造子宫技术，到那时会有多少女性愿意按自然方式去生育呢？其次，随著社会组织分工的细化，如果有社会组织能够为婴幼儿的成长提供规范便捷的托管服务，又有多少人原意牺牲工作、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抚养子女呢？

有趣的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虽然在私权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对待家庭的态度倒不谋而合。从共产主义角度看，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随著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以及生产关系的极大改善，私有制将退出历史舞台，家庭也就随之会从人类文明中退出来。到那时，两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结合，从而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人享受。

以上并非泛泛臆测，柏拉图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的鼻祖，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不需要家庭的，而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柏拉图主义的“变种”。

儒家为何要守护家庭？

那么，儒家会如何看待未来家庭的命运呢？

在结婚的出发点上，儒家也有两情相悦（“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及生儿育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考量。但是，儒家并不会就停留在这一层面。儒家之看重家庭，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同时也为了或者更为了成就、成全自己的人性。在儒家视野中，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孝悌则是“人之为仁”的根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如果没有家，就不会有“孝悌”，没有孝悌，也就无法“为仁”。人而不仁，在儒家看来，也就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人。这么说，当然不意味著单亲甚或孤儿院长大的人就不是人，而是在儒家理论看来，这不是一个人理想的成长方式。

不管未来人类文明如何发展，著眼于儒家的视野，家庭始终是需要存在的，因为它从根子上跟人性绑在一起，关乎人之成人。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个人，跟通过某种社会机构统一培育出来的个人，双方的长相、语言能力和理性能力都不会差太多，但他们在人性上会有微妙而关键的区别。后者培育出来的“自由人”是自由主义最理想的代言人，可以更为彻底地贯彻并实施自由主义的原则。不过在儒家看来，这种“自由人”会少点“人情味”。

这里的“人情味”还不只是对待他人的态度问题，它同时关乎一个人自身的生命开展。儒家的修身之道并非只是那种助人为乐的“为他”之学，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单纯地为了社会的进步，它首先恰是“为己”之学，是要来成就自身的。在儒家思想传统中，生儿育女也就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传宗接代，而是通过这种生养建构出一个家庭，以此来“拓展”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有“安身立命”之所。如《中庸》所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有子女的人都能体会，有了子女以后，你的生活中就有了一个比你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生命。在许多突发的灾难事故中，父母亲都用自己的身躯替子女支撑起生的希望！这种对子女生命的牵挂与付出，超出了个体生命对自己利益的一切理性算计。反之，孝顺父母也并非只是为了感恩或回报，就像“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这句话所说的，它同时也是守护自己生命的“来处”，因为父母是每一个子女永恒的“家”。正是在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这种“牵挂”与“被牵挂”的张力中，让一个人的生命脱开了个人中心的束缚。这种生命关联超出理性计算，它表明个体生命有一种超出自身的可能性。在儒家看来，人之为人的关键就是要把生命中这一“超出”自身的维度实现出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因此，儒家之看重家不只是为了单纯满足两性愉悦，也不只是为了传播生物基因，更是为了守护与传承“人性基因”。

西方文明中的“家思想”

但是，儒家这种人性论具有普遍性吗？虽然它只在儒家思想传统中才被突出强调，但是它所关涉的“人性”并不只对此传统的中人才有效。事实上，亲子关系也早以一种“边缘”的方式活生生地渗透在西方文化之中。

众所周知，乱伦是诸多古希腊神话与悲剧的一个重要情节。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将这一乱伦悲剧演绎得淋漓尽致。西方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还为这一悲剧找到了人性的根源，名之为俄狄浦斯情结。《圣经》中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故事也很著名，上帝以此来考验亚伯拉罕对他的信仰是否真实。虽然杀父娶母、杀子献祭都是乱天下之大伦的悲剧，但它也以“反面”的方式透露出亲子关系的独特位置：只有深陷亲子关系之悖谬中，才能上演人间真正的悲剧，只有超出亲子关系之束缚者，才能有真正的信仰。

张祥龙先生曾结合当代魔幻作品《哈利•波特》，呈现了亲子关系在当代西方文化中极为正面的描述。他在<《哈利•波特》中的亲子关系与孝道>一文中指出，此书“对于亲子关系和孝意识的热烈而全面的展现，与儒家的人性观和存在观有可比较之处。”他认为，该书作者家庭观的主要终极原则是，家庭成员之间无条件的关爱与支持超出了法律的契约，成为小说最动人之处。笔者曾在《家与人类文明的未来》也探讨了《星际穿越》这部科幻片中的亲子关系。表面上看，该影片主线是寻找拯救地球文明的方案，但是，贯穿始终并真正触动人心的则是主人公库珀与儿女之间那种互动与牵挂，后者成了影片的真正“主旋律”。影片最后求助于库珀与女儿墨菲之间的默契来“补充”和“克服”不同时空之间参数传递的技术难题，这一安排似乎在寓示，亲子关系才是拯救未来人类文明的出路。

当然，正如笔者在上文的末尾曾提及的，《星际穿越》对亲情、对家的关注，超出了导演的把握，他并不知道他所关注的、所突显的东西正是儒家的思想根基。这不只是导演的“无知”，而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思想盲点。哪怕像海德格尔这样对西方个体主义与技术理性进行批判反思的当代哲学家们，哪怕他把“无家可归”视作西方现代性所导致的人性危机，他所关注的“家”还只是一种仅有炉灶之火的家园，而不是“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陶渊明）的家庭。在西方文化的盲点处，儒家可以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家庭伦理与社会公共性能否相容？

亲亲之爱虽然动人，但是，这种以此为根的家庭伦理看起来与现代社会的公共性之间有某种冲突。许多自由主义者就以此批评儒家的人伦法则使得个人都过于关注一家之私，而不热衷公共事务。“父子相隐”更是被他们指责是违背法治精神。这些批评在我看来都是伪问题。导致民众对公共事务不热心的主因，未必是儒家思想。从理念上说，儒家的思想教化虽然始于亲亲之爱，但从不让人只局限于一家之亲，而是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现实上说，儒家思想影响下建立起来“街坊邻里”与现代西方国家邻里之间那种淡淡的“冷漠”相比，更有人情味，彼此更有信任感。这种通过日常交往建立起来的街坊邻里比“枪支”能够带来更大的安全感。当下中国确实出现了不少跌倒老人无人搀扶等令人心寒的社会现象。问题是，这是否属于儒家思想之罪？恰恰相反，这是儒家思想缺失的表现。真正的儒者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岂有连一个老人都敢不扶的道理？大家都知道，西方法律都有亲亲举证的豁免权，这难道不正是以法律的形式来保证“父子相隐”？这两者之间为何就不能相容呢？另外，假使能提供有效的公共平台，不见得儒家文化圈者会不热衷公共事务。

儒家如何面对家庭危机的挑战？

当然，诸多的社会人伦失范问题，仅靠儒家的思想教育是无法解决的。农民工“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你指望通过让他们去读《孝经》来解决农村独居老人的生存困境，让他们的子女去读《弟子规》来培育他们的孝悌之心吗？以此种现实的无力来指责儒家思想的不合时宜，这同样是一个伪问题。儒家提供的只是一种思想理念，此种理念要影响社会，必须借助社会公共权力。比如，立足儒家思想理念，一个完整家庭生活对子女成长至关重要，那么，政府就有义务为打工者的子女提供便利的上学条件，从户籍、从入学机制等方面探寻切实的解决之道，而不只是建几所打工子弟学校来“呃神骗鬼”。同样，对于独居老人也是如此，为什么不能给打工者提供带薪的探亲制度，在帮助他们尽孝道的同时也让他们多一份做人的尊严？当然，这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GDP。但是，追求GDP难道不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好地“安居乐业”吗？没有了后者，单纯的GDP又有什么意义呢？另外，相关法规如果制定妥当，让老百姓可以更安心地投入工作，反过来促进GDP提升，也未可知。让打工者能够家庭团聚，这首先就能减少当下社会的许多不安定因素。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人生理想完全可以作为引导当下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尺。

当然，这也不意味著儒家的诸多理念与教义都可以直接用来指导当下社会的改革。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伦理规范与当下社会已经严重脱节，它们需要随著时代的发展而作出相应变更。当前时代最大特征就是现代性，儒家思想要成为“活”的思想，其本身首先就需要经历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由于家庭危机是是现代性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所推动的，自由主义本身能否给出化解之道，还未可知。西方国家大量丁克家庭的出现，导致的恐怕不仅仅是家庭危机、人性危机，同时也将是人类危机。随著这一趋势的扩大，未来人类将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儒家的“家”思想正好是自由主义的一个盲点，通过结合当代社会危机，反思、重构儒家思想背后的哲理依据，有可能从根基处为自由主义理念提供重大“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