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当今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民粹主义（下）

作者：丁雄飞

前文：《佩里·安德森：当今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民粹主义（上）》

一个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未来的问题是：何种能动的力量（agency）能够改变资本主义。您早年下过一个著名的判断，在英格兰，“软弱的（supine）资产阶级制造出了听话的（subordinate）的无产阶级”。在您后来的研究当中，您一般首先聚焦的是“上层”（尤其是国家）而非“下层”（比如您同时代的一些英国新左知识份子关心的、广义的工人文化）。在最近的文章里，您一方面否定了拉克劳有关平民主义（populism）的理论建构，一方面也批评了阿瑞吉在晚期作品中把劳工边缘化。我想知道，您自己是怎么看今天的劳工或平民阶级的？您仍然会把他们视为社会根本转型的潜在动力（agents）吗？

安德森：对马克思来说，工业无产阶级之所以是一个替代性未来的担纲者，是因为它代表了集体劳动者，代表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所以它能够开创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即社会主义。但到了二十世纪晚期，马克思所构想的经典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包抄”了（outflanked）——用一个迈克尔·曼用过的术语——其时资本获得了近乎彻底的地域流动性。说穿了，就是工人在空间上是固定的，而资本如今可以四处游动，哪里成本最低、利润最高就去哪里。这导致了第一世界的富裕国家大规模去工业化，把生产外包给系统边缘的廉价劳动力区域。结果就是，全球的劳动力在极其负面的意义上被重组了。不是说工人阶级已经消失了，而是说在今天，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孤立（atomized）、被挫了锐气、被分化了。这不仅仅只是一个西方的现象。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替代性的力量能够促成集体性变革呢？我在1988年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迈克尔·曼，我就《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的一个关键概念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概念就是他所谓“填隙式意外”（interstitial surprise）的观念：在一个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中，似乎存在著一个围绕两极阶级对立，或类似的主要矛盾而构建的，直接明了的结构。比如封建主义就存在一组基本的对抗关系：地主和农民彼此势不两立。但后来，并不是农民推翻了地主导致这个系统发生变化，而是在封建秩序的间隙中，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商人，商人成为了改变系统的力量。记得我当时对曼说：“那么，迈克尔，下一个填隙式意外会是什么？”

今天有另一位头牌社会学家，瑞典思想家泰尔朋（Göran Therborn），可能比曼对当代世界更有想像力。他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论说文，是2014年第一期《新左评论》的头条文章，题目叫“新大众？”（New Masses？）——注意是有问号的。当时巴西、土耳其、印度、希腊、西班牙等地爆发了新的抗议运动，我们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讨论。泰尔朋的文章仿佛某种宣言，为这个系列制定了讨论的议程。他指出，工人阶级没有消失，但却被贬低、分化了，那还有没有别的重要的（major）集体性能动力量的来源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他的答案很微妙、很持平，但在文章最后，他抖出了一个包袱：最有可能改变当下全球秩序的社会力量是这个世界——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新兴的中产阶级。如今，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常模糊、不确定的术语。我们该如何理解它的社会范围或政治潜能？

有一个生活在义大利的英国历史学家叫保罗·金斯伯格（Paul Ginsborg）。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率先发展出了一种二分法。他说，在义大利，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工人阶级被去势了（depotentiation）,人数减少了（diminution），与此同时，义大利出现了一个中间阶层（strata），而我们可以把这个阶层分成两部分。他用了义大利术语ceti，意思是层面（layers）、部分（sectors）。在他看来，存在他所谓的ceti rampanti和ceti riflessivi。The rampanti就是雅皮士（yuppies），受贪婪之心和利己主义驱动之人，迷恋消费主义，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体现了“rampant”（猖獗的、无约束的）这个词最负面的意思。另一方面，收入和职业水准大致相同的这批人里，还有若干部分对自己和周遭的社会怀有反思之心（reflective）。他认为，他们大体上是有公德心的专业人士或公职人员。这些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处境都抱以批判的态度，就其批判他人而言，也不会以一种自私的方式，于是，他们可以在一个社会当中扮演重要的进步角色。我实际上对这些说法相当怀疑。作为朋友，我提出了质疑，我问他：你真的确信存在这样一种划分吗？也许可能存在一些具有反思性的中间力量（sectors），但是，相较于一个数量、影响都要大得多的雅皮士多数派，他们不就是很少的一些人吗？然而，在我们这次交流后不久，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义大利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贝卢斯科尼统治的抗议运动：群众集会，占领广场，他自己——佛罗伦斯的一个历史学教授——更成了这些抗议活动的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不仅准确预估了，还亲身体现了这个具有反思性的中间阶层的潜能。崔之元很可能会说，他们展现了他和罗伯托·昂格尔一直坚称的、小资产阶级积极的历史能动力量。

对此，我自己怎么看呢？我会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对这个问题不持任何教条武断的立场。义大利发生了一场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运动——他们称之为girotondisti——持续了两年，但之后就式微了，几乎什么都没留下。可能这种情形未必就是一般的规则，但我们也不该对这个群体完全不加批判，即便他们参与了一场如此进步的运动。在上海，我在王晓明的陪伴下度过了非常愉悦、兴味盎然的一天，当时我问他，什么是让中国变化的能动力量，他马上开始谈起了五四，接著就说到今天中国的智识界。我对他说，这是不是意味著，你认为真正的变化不会来自平民大众（popular masses），而是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他的回答和保罗·金斯伯格一模一样。他说，在这个群体当中存在会反思、有思想的人，他们具有真正的社会良知；这样的人遍及全国。

最后，你问到了厄内斯特·拉克劳和平民/民粹主义。我总是对拉克劳著作的理论基础持相当批评的态度。这是一个过度的话语构造，我已经试图去解释了为什么它是错的。但与此同时，我又对以下事实表示敬意：拉克劳和他的合作者尚塔尔·墨菲很有先见之明，他们也许在宽泛的意义上，比保罗·金斯伯格更有先见之明。因为如果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平民/民粹主义是唯一的抗衡新自由主义的大众力量。《新左评论》里的另一个同志、才华横溢的非正统思想家玛律科姆·布林（Malcolm Bull）在2005年写过一篇非常出色的论说文，题目叫“诸众的限度”（The Limits of Multitude）。他在文章快结束的时候说，如果你去看今天的全球图景，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对峙陷入了某种死胡同（impasse）或僵局（stalemate）：我们还没有超越的可能。我记得我对他说，是的，这很好地描述了今天的政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除了一点：这个描述暗示这两股力量势均力敌。但事实不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攻城掠地，处在支配地位，而民粹主义只是一种从属性的针对它的反叛：后者相较于前者，仍旧弱小得多。所以像死胡同、僵局这样的术语就多少会把人引入歧途，因为这两股力量是如此的不对等。这在今天依然如此。

但布林的基本诊断是正确的。在今天的几乎所有地方——美国、西欧、南亚和东南亚，你都会发现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浪潮。它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它没有社会主义视野。但是，它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对立面，并且，作为其特色——这是它与“有反思性的”中产阶级参与的运动的区别——它确实动员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另外，它也可以采取一些相当激进的形式。

这种激进主义既有右翼的版本，也有左翼的版本。可以说，民粹主义在政治上两手都硬，搞两面派。在美国，右有茶党和特朗普主义，左有桑德斯的竞选攻势。在欧洲，法兰西有国民阵线，英格兰有英国独立党，义大利有北方联盟党：统统是右的。但也有左翼的变体：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爱尔兰的新芬党。有时候，左右混在了一道。义大利的五星运动既有右翼的一面，也有左翼的一面，到目前为止，左的一面占主导地位。这样的混合并不新鲜。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二十世纪早期最著名的民粹主义的例子，拉克劳从这里获得了不少启发。庇隆主义在政治上极其模棱两可。它是右（rightist）的——甚至是半法西斯主义的运动，还是进步的——甚至是劳工主义的运动？关于这个问题，阿根廷人自己的意见仍没有统一。

在亚洲，你也能看到相同的模式。印度的平民党赢得了对德里的控制。它无疑是民粹主义的左翼变体。另一方面，泰国有一个明明白白的民粹主义的右翼版本，它的核心是腐败的亿万富翁他信——一个东南亚的贝卢斯科尼。然后还有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他是左还是右？和他信一样，他未经审判，就对任何据称有贩毒嫌疑的人下了屠杀令。但他不是亿万富翁，他有一个半左翼的背景，有重新分配财富的一面。菲律宾的建制派寡头对他深恶痛绝，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除掉他。

民粹主义就在这里。我们不该对它持完全消极否定的态度。它是一个开始。更好的东西可能会从这里长出来。记住一条不论对美国，还是对欧洲都适用的一般规则：当你在媒体上听到有人痛斥民粹主义，你要立即保持警惕了。因为不论这些主流媒体在痛斥些什么，民粹主义都是当前令他们感到棘手的东西，可能是他们当前最大的威胁。这就是现在的民粹主义：这意味著，总的来说，它不是样坏东西。

您没有提到您自己国家的科尔宾现象。您会把它归为哪一类？

安德森：民粹主义有一个几乎是普遍的特征——这也是拉克劳清楚地知道的：只有出现了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才会有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运动。这两样东西差不多是自动走到一起的。科尔宾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但作为一名领袖，他身上没有超凡魅力。甚者，他诉诸的话语也不是民粹主义话语。民粹主义一向避免提阶级，它只谈人民，不谈阶级——阶级会导致分裂。但科尔宾谈阶级和具体的社会群体，人民则谈得比较少。实情是，科尔宾和其他人一样，对自己被推向工党领袖之位感到意外，而造成这个结果的，是某种针对信誉扫地、反动的工党建制派的平民反抗，这场反抗运动为工党迎来了近五十万的新党员。你可以把它描述成党内带有左翼色彩的内部平民化（populist）反抗。

不过，即便如此，2017年6月举行的大选却透露出了英国社会一股非常强烈的情绪，这股情绪既让人联想到，又可能修改了拉克劳对民粹主义的理解。修改如下：与所有人的期望相悖，科尔宾在大众竞选中势头强劲，但这恰恰是因为他不具备媒体渲染的那种“超凡魅力”（charismatic）：他不是特别会演讲，不像年轻人那样朝气蓬勃，也不算长得格外好看，没有磁性。在英国——美国的桑德斯也是一样的情况——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对布雷尔或奥巴马这样空谈的脱口秀明星（celebrities）感到深恶痛绝，成为他们的绝对反面就变得很吸引人了。所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科尔宾非但没有一败涂地，反倒差点儿带领他的政党赢得胜利。造成这一结果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竞选时提出了三十多年来整个西方政坛所见最左的施政计划，彻底而激进地拒绝了新自由主义。这个计划的标题叫什么？“为大众，不为寡头”（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所以它被政治建制派斥为民粹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原标题为《佩里·安德森访谈II： 终结、未来、行动者》，原载澎湃“上海书评”，获作者授权转载。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23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