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写作还是人类的专属吗？

【01哲学按】自去年来，Google人工智能程式Alpha Go已赢过两位世界围棋高手李世石、柯洁；今年，微软公司开发的虚拟机器人小冰出版了史上第一本人工智能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有关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讨论热烈一时。本文联系哲学家希尔勒的“中文屋”思想实验，探讨诗歌写作是否属于人类的独有品质，也反思80-90年代中国诗歌界沉迷语言探索的偏颇。“作者之死”早被宣判，但在人工智能的未来，我们能期待“作者”的复活吗？

1．“小冰”之诗 vs. 人类的独有品质

人工智能程式“小冰”出版诗集，伴随AlphaGo对柯洁的围棋围剿，席卷互联网空间。对此，欢呼者有之，痛心者有之，不屑者有之……我所见的评论之中，一个普遍共识是：“小冰”的诗，虽偶有警句，但总体而言，只是拙劣的习作——不论将来如何，至少现在如此。

此处存在一个重要区分，即，人工智能写诗与人写诗之别，究竟是程度的差异，还是性质的差异？

一般而言，认为是程度差异的人，对人工智能技术多抱有乐观态度，或者认为人工智能将与人类携手共进，或者认为人类可能被取代（不一定是悲观主义）。

认为是性质差异的人，一般认为人类写诗具有不同于人工智能写诗的本质，主要有如下几个说法：

1．“小冰”之诗，只能谋句，不能谋篇。这可以是本质区别，也可以是程度区别。如果“谋篇”是一种技术，起码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小冰”在将来发展中，一定不能谋篇。但也可能关系到→2“小冰”之诗，在技术上可以模仿人类，但是对“主题”无能为力。即此类诗是不及物的，不能处理生活和历史经验。与之相关的是，对经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而这依托于→3认为人类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如具有情感能力。这一态度，在有关“柯洁的眼泪”的论述中，被反复诠释。相似的，同样难以界定的能力概念还包括灵魂、意识等。

2．艺术界定的漩涡

本文对诗歌的讨论，已经溢出单纯的艺术作品分析，而将更广阔的艺术活动纳入其中。我并非强调人类写作的诗歌是艺术品，而人工智能创作的类诗歌作品不是艺术品——毋宁说，他们是不同类型的艺术品。

在当代艺术哲学中，界定艺术品的核心要件之一是“人工物”。如果我们将人工智能创作也理解为艺术品的话，那么“人工物”或许要被更准确地修订为“被造物”。进一步，还涉及艺术是否可定义的问题。“什么是艺术”这一追问是否本身就错了？是否应该被不同的提问置换？比如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问法：“一件人造物何时才被称为艺术”？单纯从艺术品的层面，或单纯从读者接受层面来理解艺术，都还远远不够。

我认为约翰·希尔勒（John Searle）提出的思想实验“中文屋”（Chinese room），对于理解人工智能写诗提供了新的视野。“中文屋”实验表明，人类之诗和机器之诗在性质层面的区别（但我并不做出“人类之诗比机器之诗更好”这一价值判断），即人的语言具有意向性，包含语义维度，机器语言不具有。就此而言，“已经死了的作者”，似乎应该被重新招魂？

3．中文屋里的逻辑

“在这个德里达、拉康阴影弥漫的时代谈论笛卡尔式的‘我’有些傻气。”在有关“小冰”写诗的讨论中，我们甚至会看到这种说法。这反映出讨论者对于当代心灵哲学的发展（特别是英美分析哲学脉络中的心灵哲学），仍然相当陌生。

中文屋的思想实验大致如此：一个不懂中文、只懂英文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屋子里。屋子里有一本关于中文字符的翻译手册（语法）和中文字符。屋外人向屋内递进中文字符。屋内人按照翻译手册，将中文符号组合解答，并将答案递出屋子。希尔勒认为，就算屋外的人看来，屋里的人精通汉语（可以说他通过了图灵测试）；实际上我们还是会得出他不懂汉语的结论。

中文屋与人工智能创作，值得做一个类比。屋中人相当于电脑，而手册相当于电脑程式。我们之所以说电脑不懂汉语。这是因为：首先，人工智能预设了语言就是句法的运算，但实际上，对于符号句法和形式的运用（语法），还不能直接等同于语言——语言还有语义的维度。一般而言，语义理解依托语境，不能还原为语法的组合。如果希尔勒所言成立，强人工智能不得不将语义考虑进来，而语义的引入，就连带出了意向性、社会共同体等因素。

其次，人工智能对大脑功能的模拟，不等于对大脑的复制。虽然两者功能相同，但运作原理不同，就像两辆小车都在行驶，看似相同，但内部发动原理不同：电力发动与柴油发动。人的大脑依托于生物性因果力，具有意向性，不同於单纯语法运行的强人工智能。

中文屋是对强人工智能的反驳（不严格地说，强人工智能认为电脑的程式可以实现心智状态，弱人工智能认为电脑只实现指定程式、解决指定问题），在更广的意义上，是对功能主义的反驳。

希尔勒的立场，可以被简单概括为“生物学自然主义”，概而言之，即认为心灵与意识，是实在世界长期演化的结果，并不神秘；但是意识作为“第一人称本体论主观性”，不可被还原为物质。更高层次虽然依托于、来源于更低层次，但不能被还原为更低层次。

很多人批评希尔勒的论述中，自然主义和非还原论不能自洽。比如金在权就质疑说，更低层次的生物学上的计算模式是如何产生语义的？我倾向于认为，罗蒂、后期普特南等人，从社会实践出发所给出的解释更具备解释力。即，不能单纯从封闭的语言哲学层面上回应这一问题。

4．为“作者”招魂

在了解了中文屋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人工智能写诗。虽然它（有人将“小冰”刻画为“她”，这一种拟人化的用法，会带来不必要的混淆）通过类比得出的写作成果（作品），目前还是初学者水准（比方说高中生水准），但不能保证在深度学习之后，它也可以考上大学，甚至博士毕业（比方说大诗人水准）。但两者还是具有质的不同。

我们说，某人（Y）具有一种综合性想像力（a），写了一首诗（b）。对人工智能，我们说，X具有能力p，能够完成q。在本体论上，我们可以将之区分（Y具有X不具有的能力a），但单从结果b与p，我们无法直接区分它们，更不能直接断言它们的价值高低。中文屋的思想实验表明，尽管我们难以单纯从形式、语法层面上区分人与人工智能，但如果引入语义和意向性等参考项，我们就能够将两者加以区分。

意向性、语义等维度的引入，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主体的意义——但这已不再是固定不变的“我思”。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坚持人类艺术的独有品质的话，那么必然要走出分析美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主义等理论所造成的“作品中心主义”困境，以及单纯的接受美学的“读者中心主义”立场。由此重新召唤“作者”，似乎是一条可行之路。

5．语言的可能性，抑或不可能性？

小冰的诗歌，使我联想到80-90年代中国诗歌界对于“语言”的迷恋。那时，被广泛推崇的诗歌，就是探索语言之可能性的诗歌。此类论述预设“语言的边界”就是“诗歌的边界”。用诗人韩东的话说，即“诗歌到语言为止”。这一迷恋，在我看来构成了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新神话”。它在八十年代表现为疯狂的诗歌形式实验，及其背后的“不及物”的“纯诗”想像。

诗人臧棣认为，90年代诗歌的两个特征是语言的狂欢与历史的个人化。这一论断已被广泛接受。诗评家姜涛如是描述此一情形：“在对一般公共化的历史介入方式的回避上，诗人更多关注的是‘历史’如何在个人的想像、思辨中被引申为一种风格，从而在诗歌与历史中，探索崭新的语言可能性”。

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是在诸传统（西方传统、中国古典传统和新诗传统）中来探索语言的可能性。但就实际文本而言，似乎更多还是技巧层面的探索，即语言的组合和形式的开拓。当代诗歌尽管遭到了诸多批评，但针对“诗歌的可能性”被窄化为“语言的可能性”这一倾向，却罕有人提出质疑。

然而，如果仅仅把“诗歌的可能性”理解为“语言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把“语言的可能性”理解为一种技巧，理解为诗艺，并宣称这就是诗歌伦理时，实际上是以一种极端的道德主义立场，将诗歌狭隘化了。这一立场，我将之称为技术主义的诗歌伦理观。

“小冰”的出现，使我们意识到人工智能写诗在探索语言可能组合形式上的潜力，因其具有更大更强的计算能力；相较而言，人类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将显得无力、渺小。或许，我们不得不对“语言可能性”的信仰做出调整，甚至放弃以之作为诗歌的本质性规定。

是时候反思技术主义的诗歌伦理观（有时候被描述为“想像力”）了，对主题、内容的省思，不应该被看作是外在于诗歌的次要组成部分。相反，语境、经验、历史应当成为诗歌的构成性要素。否则的话，人工智能之诗与人类之诗，都能通过图灵测试——单纯从语法层面来看，两者将无法区分。

中文屋所体现的语义和意向性提示我们：不能被语言完全消化的历史、经验等，在未来可能是极端重要的，甚至是可能是人类诗歌的规定性要素。而在诗歌领域，对于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区分，是时候被抛弃了。毕竟，有单纯作为形式而存在的诗歌么？

最后，在AI已能出版诗集的年代，再回头反思诗人们此前的笃定结论：

“大诗人的写作多半会将这个秘密引向绝对：形式从来都大于内容。小诗人的写作往往乞求的是，内容优于形式。当然，理想的情形其实是：形式即内容。从认知的角度讲，内容引发的是对原始经验的判断。而形式代表的是，更高心理层次的对内容的反省。所以，对诗歌写作而言，如果说，内容代表了诗人的观点，那么，形式在本质上就是观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