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我只染上了他的失望——“陈映真、鲁迅与台湾文学”讲座后记

陈映真的作品，带著一种无与伦比的荒凉与痛感，是他所身处的时代特有的沉重象征。正如王安忆所说：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著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
在鲁迅的《野草·希望》里有一个词语——“肉薄”，薄是逼近，以渺小的血肉之躯去硬撼：“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陈映真是带著鲁迅来进行肉薄的，在白色恐怖时期，他怀著鲁迅的思想面对所有对于他的质疑与攻击，靠著他的书写，撑过一段艰难而恐怖的日子。

有关陈映真，王安忆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文字：二〇〇一年末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代表赴会，他与我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切·古华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著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

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去年十一月去世的陈映真，一直是台湾文坛上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所谓独特，指的是他所身处的地缘位置而言的。上世纪中旬他在台湾信仰社会主义，并写左翼文学，在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上，他被点名批判为“不辨善恶，只讲阶级”的共产党员，并被余光中扣上跟著毛泽东路线走的帽子。在此以前几年，陈映真已因组织阅读马列思想与鲁迅文章等禁书被国民党判刑一次。在政治风雨不断的上世纪，陈映真坚持写作及思想，写下一部部独立而风格各异的著作。

香港中文大学于6月16日举办的“陈映真、鲁迅与台湾文学”讲座，由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的彭明伟教授主讲，沿著纵向及横向两个维度，精彩而凝缩地为我们介绍了陈映真的文学及政治道路。纵向，即是彭教授列出了陈映真在生命历程里重要的时间节点，他那波折重重的政治经历及文学作品风格上的变化，让我们能看到不同时期的陈映真；横向，即是把陈映真设置在当时的环境里和其他重要事件比较，例如解严前后的台湾和中共各不相让、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角力的情况等等。此外，彭教授也详述了对陈映真一生也影响极大的人物——鲁迅。

“在那荒芜的岁月，这样的对话，已经是安全的极限”

沿著时间线，我们可以追溯到陈映真出生（1937年）前的四十年，在那风云变色的时代，台湾被割让被日本，辛亥革命爆发而中华民国成立，被称为“台湾现代文学之父”的赖和以白话文写作左翼小说，杨逵书写日文小说在日本左翼文坛获奖。然后，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几个月，陈映真在台湾出生。在世界各地陷入不同规模战争的年代，陈映真确认了自己的阅读路向——鲁迅。彭明伟教授说，鲁迅是陈映真的两个文学上的父亲之一，另一位是姚一苇。

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陈映真注定是孤独的。鲁迅之作在台湾被列为禁书，乡土文学论战里甚至有苏雪林写过：“台湾文坛十余年来尚能保持清净，即因鲁迅偶像尚未能进来之故。但共匪对于他这一剂多年炼制成功的万灵万应的赤化丹，念念不忘，总想强迫我们吞服。〔…〕鲁迅偶像一入台湾，我敢保证：半年内文风丕变，一二年内，全台的知识阶级的心灵，均将屈服在共产主义之下。”这是当时极其流行的主流思想，而陈映真，显然就是主流的反面，是大众的论敌。

陈映真最初接触到鲁迅的文学，是由于他的生父在家中藏有鲁迅的作品。其父是一位关心大陆局势的小学校长。陈映真阅读《呐喊》时深受感动——对于中国的贫穷、愚昧和落后他感到极其震撼与悲痛。甚至到了多年以后，他仍觉得这部小说集“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是以我们可以看到陈映真当时与台湾主流局势与文坛发展行的是完全相反的道路，也可以得知他是如何的孤独。彭教授推测，陈映真和他的同代应该没有甚么交流，白先勇的书写不偏向政治、王文兴也是一个标准的现代派，和陈映真的道路迥然相异。那时，作为《笔汇》、《现代文学》编辑的姚一苇发掘了陈映真。

姚一苇很可能是陈映真在60年代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知音。陈映真如是写道：“（姚先生）看出了我内心和思想上沉悒的绝望和某种痛苦〔…〕在那即使亲若师生之间鲁迅依然是严峻的政治禁忌的时代，我也第一次向他吐露了我自己所受到的鲁迅深远的影响。〔…〕我激动著，却沉默不能言。在那荒芜的岁月，这样的对话，已经是安全的极限。鲁迅把我们更亲近地拉到一起了。”而到了晚年，陈映真也是无比孤独的存在，他的朋友、论敌不了解他，甚至连崇拜者也不了解他——他身处在理想主义的荒原上，努力寻找一棵或不存在的、“理想主义的苹果树”。

“理想主义的苹果树”

彭教授将陈映真的小说创作历程划分成六个阶段，并引用了小说〈某一个日午〉（1973年）里极为深刻的一段，是房处长读自杀儿子的遗书时，知道儿子在读处长年轻时的三十年代藏书得了感悟：

我极向往你们年少时所宣告的新人类的诞生以及他们的世界。然而长年以来，正是您这一时曾极言著人的最高底进化的，却铸造了我和我这一代人的萎缩成为一具腐尸的境遇和生活；并且在日复一日的摧残中，使我明白我们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组织性的欺罔。

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荒凉与痛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沉重象征。正如最初所引用的王安忆所说：“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著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在鲁迅的《野草·希望》里有一个词语——“肉薄”，薄是逼近，以渺小的血肉之躯去硬撼：“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陈映真是带著鲁迅之精神来进行肉薄的，在白色恐怖的时期，他怀著鲁迅的思想面对所有对于他的质疑与攻击，就如同文革里的知识份子躲著读鲁迅，靠著他的书写来撑过一段艰难而恐怖的日子。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要清楚理解，陈映真的书写和政治观其实也有著一个值得讨论的面向：是否过于理想主义？他的好友尉天聪形容他在追寻一棵“理想主义的苹果树”：文学的陈映真已变成政治的陈映真，1968年后，他的文学成为政治工具。“在他的写作、认知上，已经有某种力量在控制著他。他用原先的安那琪（笔者注：无政府主义）的世界梦想来想像苏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把莫斯科和延安设想成自己生命中的耶路撒冷。”

在研讨会后，有听众问道：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陈映真，他在作品里经常牵涉到民族认同问题，是否有矛盾之处？张历君教授提问题切割成为两个细项：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Nation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State是帮助文化共同体进行管理的国家机器。陈映真要反对的不是文化共同体，而是国共之间的矛盾。陈映真最初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通过文学阅读而体认并拥抱了这个民族——这与他反对的官僚体系并无冲突。在大陆和台湾两边的知识分子，也通过阅读来撑过各自那段危机四伏的时期，这是超越了官僚体制的认同，这是鲁迅的文学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意义。

八十年代的陈映真并不受欢迎，即使是谈他的著作和思想，也往往只停留在岛上，不会延伸到鲁迅那里去说，而他的左统立场更是无论如何也不被理解。在演讲刚开始的时候，彭教授引述了几部台湾的电影，讲及台湾的“弱小”形象，它作为一种小而美的概念，作为中国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刻版印象。《Kano》、《赛德克巴莱》等电影试图通过尊崇武士道来超越这种小国以受害者自居的弱者悲情。而陈映真的小说，则让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超越之道——从文学上的阅读、从苦难的理解与疏理、从个人层面肉薄这个困顿的时代——超越苦难，成就一套深沉的思想。在讲座的最后，彭教授引用了历史学者戴国𪸩的话：“我们都是被扭曲的=殖民地的孩子。如今，殖民地伤痕的本身成为我们不得不起步再次出发的原点，做为重新开辟的新道路的基石，我们必须好好地活用这个悲痛的经验。”一边痊愈殖民地的伤痕，一边超越它，克服它，变成我们自己能掌握的工具和东西。而陈映真的文学，就留给了我们一个超越与克服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