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建设力量”： 请不要空谈“变革”！
“政治口号”是政治传播当中最神奇的一环，一个好的政治口号不但能放大传播效应，甚至可令人自我催眠，以为叫嚣两句便仿佛成真；然而，政治口号偏偏又是最值得政治人物好好“提防”的“政治毒药”，因为人们总是容易沉醉在“口号成真”的幻象中，无法清醒建构落实有关理念和主张的政治论述。
去年反修例风波，示威者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尽管他们并未为“光复”和“革命”赋予清晰定义和理论基础，仍成功令无数市民以为“讲咗当做咗”。讽刺的是，狠批示威者“有破坏无建设”的建制派，似乎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他们上周组成“建设力量”发表“香港要变革，携手创明天”联合声明，扬言支持特区政府进行施政变革、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但未见有任何明确纲领和实质内涵，难免令人质疑只是空谈“变革”。
无可否认，建制派的确亟待变革，急需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信念，继而为香港提供一套能够说服主流社会的政治论述，才能有效与民主派在话语阵地中抗衡。具体而言，建制派起码必须进行“三变”——首先，对建制角色和从政担当的意识要变，不能再做只懂唯唯诺诺的应声虫；其次，对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认识要变，既是政治但更是民生和经济的问题；最后，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考维度要变，必须摆脱既得利益，回到群众中去。
由“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打头阵，再由五大建制政党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自由党及经民联紧随其后，并由36个社团及商会等自诩“爱国爱港”团体殿后的42个建制组织，于8月9日组成“建设力量”发表“香港要变革，携手创明天”联合声明，表明鉴于香港站在重要历史关口，他们将以市民福祉为依归，理性支持和监督特区政府施政、推动多项变革。
有趣的是，在这份逾1,600字的声明中，只有200多字谈及“变革”，但联署团体的名字却占去近400字篇幅。这种“大堆头”的架势，不难令人联想起三个月前由两位前特首兼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及梁振英牵头成立、云集超过1,500多名政商精英名流、被指“雷声大雨点小”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他们面世时声势浩荡，但实际上除了派派口罩、承诺不会裁员、提供餐饮及零售折扣之外，暂时未见太大建树。相比之下“建设力量”明显未有如“再出发大联盟”般引人注目，但具体论述和实体措施却同样欠奉，恐怕再次流于口号！
例如，“建设力量”提到三大变革——“施政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却未指出应如何提高，更不敢明言最大行政阻碍源自管治班子和公务员团队的僵化官僚；“经济变革，促进产业多元化，积极投入大湾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却未指出应如何促进产业、应该如何投入湾区、又该如何藉国家发展巩固甚至强化自身优势；“社会变革，解决深层次制度性矛盾，理顺开发流程，增加土地供应，改善居住条件，缩窄贫富差距，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全面改革医疗服务”，同样未有指出如何解决、理顺、增加、改善、缩窄、完善和改革。
更令人疑惑的是，“建设力量”中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组织，本来就对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持有南辕北辙的意见，如今突然声言愿意一起谋求社会变革，着实很难抱有太大期望。以“完善退休保障”为例，尽管工联会支持全民退保，但经民联和自由党早已力表反对，而新民党和民建联则主张分级审查，既得利益意见相左之下，“退休保障”恐会变成“四不像”。
至于“增加土地供应”，这六个字同样令人哭笑不得，因为不同建制政党对“香港土地缺乏”的问题理解和解决方案也各有不同——有的对地产霸权、棕地泛滥、丁地不公等问题视而不见，主张特区政府应该向中央求助，以租借内地的土地；有的明知核心问题所在，却不敢大刀阔斧提倡政府动用《收回土地条例》，而是“和稀泥”般“和应”商界主导的“土地共享”；有的连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的政治意义都领略不到，甚至以各种借口极力反对——这也不禁令人担心，所谓“变革”，最终会否又变成由个别地产商象征式“捐地”、“借地”的“大龙凤”？
无可否认，建制的确要变革，但为什么无论是“建设力量”或“香港再出发大联盟”，都难以令人相信“建制真的会变革”？归根究柢，还是整个阵营长久以来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所以至今仍然是个非常松散、画地自限、只以政治利益驱使的政治联盟，根本未能为香港提供一套足以说服主流社会的政治论述，遑论要与民主派作话语抗衡。
一听到“论述”，相信大多建制政党都会耍手又拧头，因为他们早就缺乏建构论述的能力。《香港01》曾于2017年中以“政党政治”为主题撰写两辑深度报道，分别讨论政党外在制度局限和内在发展困难，包括步步为营和不思进取等——当时曾经向四大建制政党查询（不包括自称非政党的工联会）从政理念，结果民建联和经民联均不作答复，自由党称“做对香港好的事”，新民党是“中间、理性、不偏激、不媚上”；至于他们的党纲关键字，分别是“一国两制、民主、国家”、“经济、核心价值”、“自由、经济”，而新民党未能查询——撇除整个阵营意志松垮不说，他们的所谓“纲领”和“论述”，似乎也难登大雅之堂。
早有政治论者指出，政党的核心思想、意识形态及理论基础，是他们的立党之本，并应以此建构专属于他们政党的政治纲领，再配合有关理念剖析社会问题，继而制订长远有效的公共政策。香港政党发展滞后，正正源于欠缺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没有明确的核心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论述，才会导致那些政党在不同政策上迷失方向，左摇右摆，令他们失去群众凝聚力，只能透过民粹或政治争拗等非理性的政治动员，以换取群众支持——很不幸地，泛民和建制全都如此，但前者明显比后者更有“贩卖悲情”的空间和市场；既然如此，建制派更需要重新建构论述，而非苦苦追逐民主派打出的政治议题，否则难以突出重围。
对建制角色和从政担当的意识要变
不能再做
只懂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香港社会学学者、教育大学副校长（研究与发展）吕大乐在最近出版的《尴尬：香港社会还未进入一国两制的议题》一书中提到，香港的一大“尴尬”在于“当权者竟然无法驾驭一个并非完全民主化的政体，而本来处于优势的政治建制也从来没有做好作为建制的角色”，而建制派的表现不合格，可以说是关键之所在。他根据“一国两制”需要维持内地社会主义与香港资本主义和平共存布局，把“建制”分为两翼，其一是令资本主义得以维系的“资产阶级”，其二是可以制约反对力量的“爱国人士”，但这两者的表现都有负制度期望。
吕大乐认为，“资产阶级”本应扮演两大重要角色。首先，“推动及领导经济发展”，必须不断自我更新，保持创造力、拓展新机遇，令香港经济结构保持活力和增长能力；其次，“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取得一般市民的支持”，说服市民，他们是可以信赖的政治代表。至于他们为何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当家作主，有其历史形成脉络，因为从港英殖民时期，就算他们有心争取更大和更直接的政治影响力，往往也受制于殖民政府而未能随心所欲，久而久之，他们便颇为满足于现存框架约束之下的某种“代理”安排，不求直接控制，也没有政治野心，更不愿为了推动制度改变去承担政治风险，而是乐于躲在港英政府的庇护之下。
后来遇上香港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开始担心将来的政治制度或会由那些重视社会福利的“免费午餐派”所把持，令一向由政府所主导、政府极少干预的香港资本主义走样变形，破坏他们理想的营商环境，所以一度积极表达忧虑。只是，当这些担心得到法律保障，“资产阶级”也就失去追求更多的动力，甚至乐意服从于新的庇护人，乖乖接受照顾，而不打算利用议价条件主导香港发展，结果成为了“拒绝长大的小孩”——漠视其在庇护人心中的地位变化，也不愿以大局为重，放下分歧、形成统一意志，如今渐渐失去扎根社会的政治实力。
至于“爱国人士”的问题，吕大乐认为，他们的角色局限源于政治制度的设计——无缘执政，导致他们既无执政准备，也未能发展出一种准备执政的政治视野，甚至因而走出一套带着本地民粹色彩的“成功争取”路线，使他们目光狭窄，未能扮演特区政府的管治伙伴角色——在宏观政治议题上，例如民主化的步伐，他们除了紧贴北京取态，根本没有什么自主空间，甚至比港府表现得更为消极被动；在微观民生施政上，他们既怕得失政府，又怕失去群众，所以姿态不能摆得太硬，批评也不能去得太尽，导致他们难以建立一个具公信力的监督形象，所以即使民主派内斗多年、四分五裂，但建制派也从未能够乘虚而入。
吕大乐所言不无道理，但“建制之弱”究竟是制度使然，还是他们从未摆正从政的位置和心态，相信这不是难以回答的问题——试问，如果他们能够对香港有多些承担，而非只看重个人政治利益，能够重新定位何谓“建制”，而不甘当政治附庸，又怎会得不到市民信任？而如果他们能够各司其职，借此不同平台展现执政视野和能力，又何须纠缠于当下能否执政？问题是，如果无法做好自己，却每每以制度原因推搪，那也著实令人担忧，即使将来有望执政，他们会否力有不逮？
对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认识要变
既是政治
更是民生和经济问题
人人都懂得说香港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但并非人人都说得出究竟什么是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而建制派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和论述明显不济，不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说出“收成期”那种既无知又自私的蠢话来。
早在回归二十周年前夕，有份执笔撰写《“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的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兼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强世功，已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发表《中央治港须认真面对“高度自治”难题》一文，提到香港之所以面临“高度自治难题”，首先在于现行“高度自治”未能妥善化解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其次在于回归初期中央采取的“消极不干预”政策所导致的“高度自治论述短板”，令泛民的主张和想像愈发偏离“一国两制”的构想——所谓“高度自治论述短板”，包括由泛民阵营共同推动“只有普选才能解决香港经济民生问题”的信条深入香港民心，使“高度自治”与“全面管治”出现对立，令不少人卷入政治漩涡，甚至激发“本土思潮”和“港独幻象”，却从没察觉所谓“深层次结构矛盾”其实是香港长久以来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出了问题，才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产业发展单一、向上流动停滞、贫富悬殊严重。
问题是，当中央也“后知后觉”，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才开始争夺香港政治话语权，诸如加强“一国先于两制”的论述、理顺“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关系等等，而在此亟需抢占舆论阵地的关键时刻，向来缺乏政治论述而只懂应声的建制阵营和特区政府，自然大拖中央后腿——因为他们既看不透“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也陷入了意识形态的认知弥彰。
以去年大爆发的反修例风波为例，当示威者以“价值追求”之名肆意冲击和破坏，甚至把民怨爆发演绎成为“香港未能落实普选”的问题时，特区政府和建制阵营的舆论应对可谓“全军覆没”——首先，他们大多对“资本主义”深信不疑，甚至对“社会主义”带有偏见，所以当面对“普选至上”的论述时，可能打从心底认为颇有道理，也就难以跳出既定框架加以反思，根本不懂得根据各地的政治现实有力回击“普选并非灵丹妙药”；其次，他们缺乏政治原则和政治理论的支持，更加没有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所以当“政治正确”之风大行其道，“民主自由”也变得“至高无上”，他们自然不敢主动反击甚至引领舆论导向；最后，由于对香港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根本未能对公共行政和政制发展形成一套实事求是并具说服力的话语体系，导致整个阵营理不直、气不壮。
《香港01》早已不厌其烦地指出，如果建制阵营自回归初期就能够深刻认识由港英时期已经不断累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又能够透彻理解“一国两制”的辩证思维，并及早预视“两制互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张力，继而做好政策论述，再好好因应有关问题带领香港设定议题，他们又怎会轻易失去香港的舆论阵地，令民主派所主导之“只有普选才能解决香港经济民生问题”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认知，误以为民主普选就是解决香港问题的“灵丹妙药”，甚至深信“中央治港”就是“港人治港”的“绊脚石”？同样地，如果特区政府自执政开始就大胆扭转由港英政府沿袭至今的“官商共治格局”，得以去除由殖民政府遗留至今的僵化官僚体制和消极治港思维，又敢于积极破除自由放任经济的教条枷锁，而且具备对社会问题的透彻认知和改革能力，能够与时并进地建立符合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治理方针，又怎会落得今日田地？
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考维度要变
必须摆脱既得利益
回到群众中去
作为自2016年创刊至今已经提倡“是时候改变了”的倡议型媒体，《香港01》乐见不同政治阵营放下意识形态偏见，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打破既得利益束缚，共同推动社会改革，重整产业和分配；如今“建设力量”提出“变革”，必须明白既然要“变革”，就不可能不触及既得利益的奶酪，也别妄想可依靠“和稀泥”手法蒙混过关——因此，建制派断不能再纠缠于既得利益群体。
以向来被历届政府视为“重中之重”、可谓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中最突出、最迫切、最为人诟病的房屋问题为例，为什么这个拥有80万个公共出租房屋、40万个资助房屋，以及16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香港，竟然无法将这280万个单位合理分配给全港260万个家庭，导致20万人要蜗居㓥房，还有25万人正在苦候公屋，而近半可以自置物业的家庭，平均却要承受高达70%的按揭供款比率？
面对“有人无屋住，有屋无人住”的荒谬现象，向来与既得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的“建设力量”，往往都会用“土地不足”这粗浅理由以掩盖“分配失衡”的真相，然后要求政府多卖一些土地、好让地产商再兴建更多房屋、鼓励更多市民走入“置业”等于“致富”的认知迷思当中；而当他们也发现政府被既得利益捆绑得实在“挤不出”土地，所想到的“绝世好桥”就是请求中央租让土地予香港，以为可以借此化解“土地短缺”、解决房屋问题。
然而，翻查规划署的数据清晰可见，拥有1,106平方公里土地的香港，其实只发展了约24%的土地，当中更只有7%属于住宅用地；更可怜的是，在仅有的78平方公里住宅用地当中，只有17平方公里是公营房屋，另有26平方公里是私人住宅，但有35平方公里是乡郊居所，供70万名原居民及相关利益者享有——换言之，小部份的人享有大部份土地，而大部份的人却在为小部份土地“卖命”——因为特区政府和建制阵营多年来深陷“房屋就是商品”的迷思，强调房屋的“交换价值”多于“使用价值”，长期把“安居”和“置业”混为一谈，支持以“置业”为主导的房屋政策，变相令以地产为首的财团不断坐大、不断操控土地发展、不断剥削小市民。另一可笑的例子是占地17平方公里的棕地，以及50平方公里的发展商囤地——试想像，即使只用这合共67平方公里土地的四分之一来兴建公营房屋，按低密度地积比率3.6倍及每个单位1,000平方呎推算，也已经可以提供30万个单位。
为什么“建设力量”不敢如《香港01》所积极倡议般，推动特区政府建立2,000亿元的土地基金，以支援全面的土地供应改革，包括收购私人或发展商农地、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并发展棕地、取消丁权以释放丁屋用地等等，同时采取两大措施斩断发展商囤地诱因—改变土地转换的计价方式，设立追收补地价或发展费的机制，借此减低发展商改划农地后的收益；停止将农地转为屋地的程序，令发展商再没任何诱因购买或持有农地；至于无法建屋的农地，则可发展现代化农地、规划农耕专区，如有违反，可以强制收回？
答案显而易见，他们也深陷千丝万缕的既得利益集团当中，所以，当去年特首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前夕，而建制派大党民建联借此提倡优先以“土地共享先导计划”觅地建屋，直至合适土地无法透过公私合作落实发展再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地建屋时，《香港01》早已指出，不要妄想以为这种由发展商主导土地供应的方式就能重掌香港未来的发展权；如今，政府顺势推出的“土地共享先导计划”似乎无人问津，强制收地更已没有下文，未知“建设力量”如何跟进？
示威者有所谓“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建设力量”何不以“五大民生，缺一不可”作舆论抗衡？除了土地房屋之外，劳工保障、免费教育、医疗产业、全民退保等方面的改革，哪样不是亟待特区政府重整“产业”和“分配”再加以推进？只有尽快释出土地资源，制订全面的产业政策，才能协助香港结构转型、拓展经济新增点，继而再积极介入调整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令劳工阶层可以享有更合理的按劳分配报酬，再藉社会资源的供给减轻市民的生活负担，从而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大把问题迫在眉睫，如果“建设力量”只以“政治口号”搪塞了事，而不好好建构一套符合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和政治论述，相信过不了多久，恐怕“变革”未竟，他们极可能已被市民和中央“革职”。
上文刊登于第22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8月17日）《致“建设力量”：请不要空谈“变革”！》。请按此订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