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从爱国到民主 细看香港身份认同的转变

撰文: 贾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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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对大部分香港市民来说,百年前于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与现在的生活似乎毫无𫐖轕,不过,从学生团体“学民思潮”2011年成立时对秉承五四精神的宣称,可以看出五四运动距离今日香港并非那么遥远:“‘学民’一词来自我们本有学生的身份,亦同时带有世界公民、中国国民和香港市民的身份,故此必须参与政策咨询。‘思潮’一词则来自五四运动,当年学生撇弃中国旧有传统思想,追求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渴望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我们一班学生决意以当年的学生运动为榜样,追求自由开放的思想与言论自由,而非洗脑式的盲目爱国情怀。”“民主”与“爱国”一直都是诠释五四精神的关键词,更在意识形态话语下不时对立,然而回看当年,两者其实并非矛盾地存在。也正正由于五四拥有巨大的诠释空间和精神资源,使得它在百年来持续影响着社会思潮变迁,不仅在内地的社会运动与官方话语中时常见到它的身影,在香港,它也牵动着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激发人们认识与反思。(此乃《香港的五四百年》系列报道之一)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副教授陈学然在2014年出版《五四在香港》,探讨“五四”与香港的联系,他接受《香港01》访问时直截了当地指出,“五四”之所以值得注视或纪念,正因为它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不同的人可从中找到各自的目标,找到向前走的精神灯塔。

“历史上,有哪一件历史事件可以像五四那样,不同的人都去纪念?反共的纪念,中共也纪念,大家都去争取五四。所以在未来,大家还是会纪念,它本身就是复杂多元的,蕴含很多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只不过大家都拿着其中一点……”

陈学然在书中揭示了数十年来不同政治阵营的人在“爱国”、“进步”、“改革”、“民主”等与“五四”相关的价值理念中各取所需,企图透过诠释“五四精神”来改变社会,他形容,“五四在香港”的复杂性因此而生。

陈学然形容“五四”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不同的人可从中找到各自的目标,找到向前走的精神灯塔。(黄云娜摄)

细察香港人在不同时期如何诠释五四,可看出人们对国族身份认同感的转变。事实上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止,香港主流纪念“五四”的主题和立场虽然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是这些纪念都没有脱离中国的语境。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忧戚与共,心系家国,三十年代的抗日救国,五、六十年代的“建设文化的中国”,七十年代反思香港社会、关心国家建设等。这种建基于对中国的认同与关怀,到八十年代才逐渐退却。

步入八十年代,随着中英谈判的展开,香港的前途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巨变,也使得作为社会运动主体的青年对中共的政治幻想破灭。在这样的政治、社会环境下,香港青年的关注焦点更多在于香港自身的命运。

“五四”的民主精神在香港被放大,成为争取香港民主回归的源泉,导致“五四”纪念趋于强调民主、自由、人权。人们希望民主回归、有民主的选举,以维持香港主体性与自决、自治的权力。港人强调民主的“五四”,并以此批判、排斥国家的思想言说,导致香港“五四”与国家话语的脱轨,而与国家的区隔也会增加香港对主体性追寻的重视。

学然将五四运动形容为“叮当百宝袋”,认为不同的政党、群体都可以在五四运动中汲取精神资源予以诠释和运用。(中新社)

香港民间强调“民主”和官方层面强调“爱国”的“五四”纪念的张力,在回归之后更进一步延续、加大。对此,陈学然认为“民主”是可以和“爱国”接轨的,也是目前香港应该努力的方向。他说:“本地很多时候拿民主来对抗中共,变成反对国家,就像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婴儿也倒出去了,我觉得是不应该这样的。民主和爱国其实没有冲突,你追求民主也是为了建设中国更好的未来。”

陈学然将“五四”运动形容为“叮当百宝袋”,认为不同的政党、群体都可以在“五四”运动中汲取精神资源予以诠释和运用,“五四是很复杂的,大家在这当中,都可以拿到不同的东西,有启蒙、民主、科学、青年、文化运动”。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甚至继承“五四”呢?欲知五四与香港的关系更详细内容,请留意5月6日(周一)出版的《香港01》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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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6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6日)《从爱国到民主 香港的五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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