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邓时代】舆论管控收紧意识形态全包围　手段强硬欠缺宽容

中共作为一个理论型的政党，自执政以来一直严格管控意识形态。惟自文革后，中国经济百废待兴，接过文革“烂摊子”上台的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和经验先于理论发展，促成中国“改革开放”。因此，邓小平上台后的施政均未有把重点放在管控意识形态上。其后上台的江泽民及胡锦涛基本上都保持着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方针，两人执政期间虽仍然控制着党内外的意识形态，但施政的重点始终放在经济发展上。而自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后却改弦更张，严控意识形态成为他施政的其中一个重点，令习近平所主政的这5年以来，不时有声音批评他“风向左转”、专制、打压言论及新闻自由等。

严控意识形态非重心　邓、江、胡三代力倡经济发展

中国经历文革洗礼后，国民经济水平已处崩溃边缘。文革后上台的邓小平因而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主力把市场经济引入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有了文革作为前车之鉴，邓小平早已表明要纠正文革和毛泽东晚年沉迷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错误，并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即使1989年曾经发生过六四事件，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仍然强调“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甚至矢言“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这番言论亦让随后上台的江泽民、胡锦涛在施政上基本依从邓小平提倡经济改革的主调，意识形态斗争及相关的严控举措或有意无意地被束之高阁。

“8.19”讲话、“七不讲”双管齐下

较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中共领导人一脉相承的执政方针，习近平自十八大上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姿态似乎更显得积极主动。习近平自2013年上台之初，便已在同年8月19日至20日举行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言论，这番后来被称之为“8.19”讲话一出台，也掀起在习近平其后所主政的5年，出手严控意识形态的序幕。

惟在官方的“8.19”讲话出台前，有境外传媒披露中共中央办公厅早在2013年4月曾印发一份非公开发表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简称《9号文件》，并下发到县团级供相关干部学习。文件提到“要切实加强对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文件又提及到要箝制七大错误思想，即所谓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西方宪政民主等在内的“七不讲”，而这“七不讲”其后亦得到多位内地学者及教授等证实，内地的高校均曾接到这个有关“七不讲”的通知。

官方其后虽一直未有证实《9号文件》或“七不讲”的存在，惟国内网络上相关的内容当时都已遭删除或封禁。而内地独立记者高瑜据指就是因把《9号文件》“泄漏”予境外媒体，2015年4月被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一审判处7年有期徒刑，事件当时更引起中外高度关注。

“党媒姓党”全方位控制新闻导向

假若要数到习近平最受争议的管控意识形态措施，相信非“党媒姓党”莫属。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前往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时，当时中央电视台打出“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标语欢迎之。同日下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言论引起各界关注。

而“党媒姓党”论一出，人称“任大炮”的红二代兼地产大亨任志强当晚便在微博质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并狠批“彻底地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其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包括官媒在内的媒体立即发挥“姓党”色彩，铺天盖地的刊文“围剿”任志强，最终任志强的微博被当局勒令关闭，而任志强本人亦被留党察看一年。

此外，一直受到国内温和派退休官员保护的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其高层包括原社长、总编辑杜导正、副社长胡德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和总编辑徐庆全在同年7月14日悉数被撤换。随后的7月17日，杂志社执行主编吴伟发出了杂志社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签名的“停刊声明”，声明中确认，中国艺术研究院7月15日派员强行进入杂志社，窃取和修改了《炎黄春秋》官方网站的密码，导致“我刊丧失了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声明中同时提到，停刊决定经过《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讨论并一致决定，自即日起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均与“本社”无关。吴伟后来在访问中表示，“要是《炎黄春秋》停刊的话，党内的改革力量就没有了一个声音”，《炎黄春秋》的风波亦因此被视为“党媒姓党”论后的一次整肃。

而其实在前文所提到的《9号文件》中，早已提及到“要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手中”，这亦可视为“党媒姓党”在2016年出台前的端倪。有分析指出，习近平的“党媒姓党”论旨在要全方位控制新闻，要把舆论导向从党报党刊延伸到各个媒体，从时政新闻至尺度较大、敏感度较低的娱乐新闻，从国内新闻到覆盖全球的国际新闻。

教育、党建、互联网领域　意识形态管控全包围

习近平主政期间其实另有一系列的严控意识形态的措施出台，当中在教育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1月19日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提及到“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以及“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等都引发外界关注。

另外，对于党内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共中央办公厅2016年2月又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统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简称“两学一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精神，使当时掀起一阵各地官员抄党章的风潮。此外，政治局会议2015年10月审议通过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亦新增了可治罪条目：“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强调中共的绝对权威。

而对于互联网上的言论控制，当局自2013年至今年接连出台包括《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际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网际互联网群组资讯服务管理规定》等新规，当中于今年6月1日出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更被指是官方对时政新闻的发布设立红线，规定互联网上只有官方媒体才“有权”发布时政消息。上述一系列的互联网新规均显示出习近平对管控互联网上意识形态的企图，而他在2016年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亦开宗名义表示：“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并指出“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结语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期间曾发表过“主要是防‘左’”的言论，可见历经文革后上的邓小平无意让中国再次投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和意识形态冲突，他在鼓吹解放思想的同时，亦不断清除以阶段斗争为纲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思想，以为他所提倡的“改革开放”提供长远发展的机会。

惟相对于邓小平的“防左”言论，习近平在2013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所提到的“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言论，也令人思疑那段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的时期，对于习近平来说应当被如何评价。

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更趋积极主动，他种种出台涉及管控意识形态的措施亦不时引起争议，近年伴随中共官方喉舌在反击西方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理论“入侵”，以坚守“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意识形态阵地时，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大规模挞伐趋于活跃。然而中共对于自身仍许多有关争议性的历史问题及现实政策，六四和刘晓波之死都是其难以回避的历史包袱。在收紧言论的大环境下，虽能减少无谓争执，但若只允许有一种官方声音，不容外界讨论，这似乎与习近平在庆祝中共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提到的坚持包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及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有所出入。归根结底，中共所谓之“四个自信”的底蕴，自应当来源于其在树立政权合法性，并将现代化执政理念实践到具体施政之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当今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问题方为正道；而并非持续收紧言论、压缩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