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邓时代】舆论管控收紧意识形态全包围 手段强硬欠缺宽容
中共作为一个理论型的政党，自执政以来一直严格管控意识形态。惟自文革后，中国经济百废待兴，接过文革“烂摊子”上台的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和经验先于理论发展，促成中国“改革开放”。因此，邓小平上台后的施政均未有把重点放在管控意识形态上。
其后上台的江泽民及胡锦涛基本上都保持着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方针，两人执政期间虽仍然控制着党内外的意识形态，但施政的重点始终放在经济发展上。而自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后却改弦更张，严控意识形态成为他施政的其中一个重点，令习近平所主政的这5年以来，不时有声音批评他“风向左转”、专制、打压言论及新闻自由等。
严控意识形态非重心 邓、江、胡三代力倡经济发展
中国经历文革洗礼后，国民经济水平已处崩溃边缘。文革后上台的邓小平因而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主力把市场经济引入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有了文革作为前车之鉴，邓小平早已表明要纠正文革和毛泽东晚年沉迷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错误，并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即使1989年曾经发生过六四事件，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仍然强调“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甚至矢言“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这番言论亦让随后上台的江泽民、胡锦涛在施政上基本依从邓小平提倡经济改革的主调，意识形态斗争及相关的严控举措或有意无意地被束之高阁。
教育、党建、互联网领域 意识形态管控全包围
习近平主政期间其实另有一系列的严控意识形态的措施出台，当中在教育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1月19日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提及到“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以及“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等都引发外界关注。
另外，对于党内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共中央办公厅2016年2月又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统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简称“两学一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精神，使当时掀起一阵各地官员抄党章的风潮。此外，政治局会议2015年10月审议通过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亦新增了可治罪条目：“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强调中共的绝对权威。
而对于互联网上的言论控制，当局自2013年至今年接连出台包括《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际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网际互联网群组资讯服务管理规定》等新规，当中于今年6月1日出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更被指是官方对时政新闻的发布设立红线，规定互联网上只有官方媒体才“有权”发布时政消息。上述一系列的互联网新规均显示出习近平对管控互联网上意识形态的企图，而他在2016年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亦开宗名义表示：“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并指出“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结语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期间曾发表过“主要是防‘左’”的言论，可见历经文革后上的邓小平无意让中国再次投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和意识形态冲突，他在鼓吹解放思想的同时，亦不断清除以阶段斗争为纲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思想，以为他所提倡的“改革开放”提供长远发展的机会。
惟相对于邓小平的“防左”言论，习近平在2013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所提到的“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言论，也令人思疑那段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的时期，对于习近平来说应当被如何评价。
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更趋积极主动，他种种出台涉及管控意识形态的措施亦不时引起争议，近年伴随中共官方喉舌在反击西方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理论“入侵”，以坚守“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意识形态阵地时，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大规模挞伐趋于活跃。然而中共对于自身仍许多有关争议性的历史问题及现实政策，六四和刘晓波之死都是其难以回避的历史包袱。在收紧言论的大环境下，虽能减少无谓争执，但若只允许有一种官方声音，不容外界讨论，这似乎与习近平在庆祝中共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提到的坚持包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及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有所出入。归根结底，中共所谓之“四个自信”的底蕴，自应当来源于其在树立政权合法性，并将现代化执政理念实践到具体施政之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当今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问题方为正道；而并非持续收紧言论、压缩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