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群治理｜台社造专家称大陆有公民参与　叹台人只见半个中国

8月20日，2022年系列思沙龙“中国，细微观察”第三场“中国社群改造的曲折路”邀请前社团法人台湾社造联盟理事长卢思岳主讲、文化工作者钟永丰主持。
卢思岳梳理了两岸社群改造的脉络，并以投入两岸第三部门社群工作交流的经验分享自己对于大陆的观察与理解。他认为中国大陆也有公民参与，过去十年来台湾有不少社群营造老师赴陆演讲、授课，两岸社造组织、基层社群干部也多有往来交流，实质影响了中国大陆的社群营造和治理政策的发展。

中国社群改造曲折路

卢思岳认为，中国的社群改造路径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也发生转折。此前，中国社群改造的模式是由上到下：政府针对社群的政策主要以“社群建设”为主轴，以街道办事处作为推动社群工作的主体。

在汶川大地震后，从中国各地涌入大量协助救灾、重建的志愿者，引动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社群营造”的概念也随两岸灾区重建的交流在中国生根发芽。历经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的演变，中国的社群治理一路朝“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方向迈进，在基层公共事务上逐渐形成多元共治的体系。

他称，中国的社群改造虽以宪法上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村委会为核心，因长年行政机关化而带有官方色彩；但最终还是要依靠民众的投入及社会组织的协力才能落实，所以近年在政策上全力培育城乡社群的“社群社会组织”(社群型NPO)。

中国共有60.6万个行政定义下的社群，包含48.9万个村委会、11.7万个居委会；对比台湾7747个村里、6943个社群发展协会，是将近百倍规模。社群营造符合中国政府“维权”与“维稳”兼筹并顾的政策，而居委会、村委会的主任、委员皆由居民投票产生，部分社群的党委书记甚至开放由党员投票选举，与台湾民众的刻板印象颇有出入。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社会公民参与

卢思岳提到，2012年在习近平上任的十八大报告中，“社群治理”首次被写入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2017年进一步提出完善城乡社群治理的总体目标，并在当年的十九大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纳入报告中，增加了“共治”一词。

他认为，中国党政部门的社群政策已从“管理”调整为“治理”。前者是第一部门自上而下严管控制，但必须全面服务；后者则是引进第三、第二部门能量，由下而上共治、共享与共担。“治理”强调居民主体、公众参与及社会协同。

与台湾不同的是，台湾只有村/里长可支领类薪资的“事务补助费”，社群发展协会的干部是不支薪的义务职；而中国大陆的村委会、居委会工作人员虽不属于公务员编制，却可支领工资，工作项目涵盖卫生、环境、治安、健康、文体、调解纠纷、反应民意、甚至兴办事业等，近年来已在推动“减负增效”。

他特别比较了“社会运动V.S.社群营造”、“维权V.S.维稳”二组概念。社会运动是冲撞、挑战体制，打破旧价值；社群营造则是体制内妥协、运作，创造新价值。维权的意义在于扩大参与，赋予权利；维稳的目标则是减少冲突，降低社会成本。

社群营造强调“赋权”、“增能”与“培力”，且必须手段温和才能让更多居民参与，在邻里日常生活中进行。也因此，社造既能维权也能维稳，基本上符合政府政策与社会需求，社群、政府、社会组织、甚至企业皆可参与；所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与台湾在90年代社会运动高峰时推出社群总体营造雷同。

两岸彼此看见与善待才是两岸和平最大保障

“台湾人只看见半个中国，甚至连一半都不到。”卢思岳观察台湾多数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认识只限于“政治面”或“经济面”，却忽略了更重要的“社会面”，因为人民的想法将形塑领导人的决策方向。

“每次看到小绿绿和小粉红在互联网上对骂，我就很紧张”，他指出，在人民互不信任、无法彼此理解的情况下，两岸情势会陷入不可逆的危险当中。

卢思岳以“我反战，故我在”作为演讲总结，表示不应轻言放弃任何两岸和平的可能；并鼓励听众走出意识形态的思考窠臼，细微观察常民百姓生活其中的中国社群，甚至用心关照、进行交流。两岸人民之间的善意对待，才是和平的最大保障。

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社会组织与社群志愿者为照护老幼、弱势者，共同解决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偏乡教育、社群产业等公共议题所做的事跟台湾一样。两岸的社群都在追求“共好”的实践，对生活的向往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