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疫情．观察︱大陆“方舱经验”值得借鉴　武汉非“负面教材”

台湾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5月18日公布的本土确诊案例为240例，相较于前日的333例，数字有所下降，让许多民众“松一口气”。但“魔鬼藏在细节里”，台湾卫福部疾病管制署（CDC）网站公布5月17日新增通报数为15,603，其中有8,306例已被排除，而确诊数为333例本土加上2例境外，中间还有将近7,000的差额官方并未做出说明，从而引起台湾网络舆论讨论：台湾的检测能力以及相关的医疗资源，是否已经快要达到临界点？

事实上，类似的担忧正在台北地区上演。由于此波疫情“逆袭”台湾，台北市与新北市地区属于重灾区，例如万华当地的快筛站人满为患，医疗院所前面也是大排长龙。据台湾卫福部官员公布的资料，台北负压隔离病房在5月17日只剩下51个空床；而双北地区的专责病房空床数也相当吃紧，约剩209床左右。

在此情况下，出现了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所揭露的“收治医疗能量紧绷”。据其说法，她近日收到民众来函，家属被通知确诊，但仍在等待救护车送医收治。她痛批，“现在疫情爆发才几天，病房量能就严重不足”，“现在就是慢慢把底牌掀开来的时候，之前说的超前部署就已经面临考验”。

除了议员的“爆料”之外，记者也掌握到万华地区的类似情况。一位母亲居住在台北万华的民众向多维新闻表示，其母亲出现反复发烧、伴有咳嗽的情况，三天前到医院进行检测，至今都未收到结果通知，“这种等待实在太煎熬”。由于医院后来表示查不到上次检验的报告，她只能在第四天重新再排队筛检，当天早上5点排队、8点拿到号码；但要等隔天才能筛检，因为一天只能筛查100人。而其母亲的友人，已发烧到39.5度，目前在医院也排不到病房。

由于疫情扩散速度快、范围广，台湾的筛检与医疗收治能力正面临极大的考验，而确诊与有确诊风险的民众，只能在高度不安的状态下继续等待。台湾CDC给出的官方指南，便是要求轻症感染者“留在家中不要离开，等候公卫人员通知”；而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在Facebook上重申，请轻症者将医疗资源留给重症患者。

要求轻症者待在家中的处置方式，台湾并非首例。2020年3月英国进入防疫第二阶段时，正是告知民众若出现轻微症状，不需要进医院看病，只要在家中隔离七天，被外界批评为“佛系防疫”。然而对于英国的做法，当时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召集人张上淳表示，台湾医疗能量尚能完整承担，不会执行类似模式。一年多过后，疫情在台湾爆发，如今却仍然看到了“英国模式”的影子。

也因为如此，究竟要不要比照中国大陆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经验”，便在台湾成为政治人物攻防的问题。新北市长侯友宜在5月17日提出了希望朝盖方舱的方向进行，并希望与台湾中央合作，却遭到指挥官陈时中回应“目前没有这样的考虑”。台北市长柯文哲则提出，建方舱医院时间来不及，他认为可先征用大型防疫旅馆，对轻症者收容观察，有问题再送到医院。柯文哲的这套方案，其实在思路上也是一种“类方舱”，将轻症与重症分流，也避免轻症者在家里出现无人照料的情况。

如果将时间拉回到2020年2月，当时武汉之所以征用现有大型场所构建“方舱医院”，就是为了缓解原有医疗机构的压力，并且避免轻症患者感染家人或邻近社区成员，反而使得疫情风险增大。尽管当时台湾和西方许多看法认为，这样的做法会造成交叉感染，但后来疫情扩展至全球后，许多国家也效法中国大陆建起方舱医院，其成效已不证自明。如同柯文哲所言，最有效的防疫方法就是“不要动”，因此当时武汉无论是方舱医院抑或是封城，这些做法就是在避免疫情因为缺乏控管而扩散。

平心而论，不管盖不盖方舱，也不论要不要封城，台湾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有效降低人群的移动与接触，这已是台湾内部的高度共识。但目前仍有许多确诊者或出现症状者未得到收治，甚至穿梭在家中与医疗院所之间；也有许多台北地区的民众，因为学校改采远距教学，或者公司采行异地办公，而离开台北到中南部或东部“避难”。这些情况都存在着扩散疫情的风险，柯文哲也坦言，疫情可能向其他县市散播。

武汉的防疫模式在台湾的政治语境与视角之中，被视为是失败的“负面教材”，却也因此忽略了武汉从疫情泥淖中成功站起来的经验。对抗病毒的扩散，并且让确诊者和有确诊疑虑的民众安心、得到应有的安置处理，应该是当下台湾官方从中央到地方都该戮力以赴的。那么，武汉或许不该完全是台湾的“负面教材”，它从倒下去到站起来的过程，还是可以汲取出许多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