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湾大选】经济指标的迷雾
热爱用数据阐明政绩的马英九，曾经被在野期间的蔡英文讽为“数字总统”，认为马“只见数字，不见人民”，但蔡英文执政近四年，不但没有如其选前主张的“点亮台湾”，带领人民走出经济民生困局，反而成了自己所厌恶的“数字总统”。
蔡英文过去在宣扬执政成绩时，不时会用精选的数字、亮眼的口号和动人文案，说着“小英执政，三年有成”的故事。然而，被政治人物盲目迷信或用以自欺欺人的“失温”数据，却与台湾多数人的感受和真实生活处境有着巨大的鸿沟。假如执政者仍执迷于这些指标，深陷自我感觉良好的迷雾中，那台湾不可能会迎向公平正义。
香港01台湾大选专页
蔡英文执政期间数度自信爆棚地利用“失业率创新低”大做文章，日前更高调指出：“我不说你不知道，这两年的失业率，是十九年来的低点！”
穿越“失业率创新低”迷雾
当然，高失业率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它意味着人才的浪费，也带给失业者金钱和精神上的痛苦。只不过，单凭“失业率下降”，是否就能说台湾经济和就业环境好转？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根据台湾主计总处2018年的失业率统计，台湾全年平均失业率虽然只有3.7％，但20至24岁的青年平均失业率却高达12%，而这数据自2008年以来就一直居高不下。假如一个社会最富有生产力和创造力的青年群体，其失业率却是平均失业率的三倍，且大学生居多，这样的失业情景，难道还值得执政者高声欢呼吗？
长期关注青年就业问题的台湾中正大学社福系博士候选人刘侑学向《香港01》表示，“政府在看待失业率时，不能只是看见失业率下降就很开心。”如何解读青年世代的高失业率？相较于将问题归因于个人因素，说“年轻人抗压力过低”、“就业意愿不足”和“缺乏技能”等，刘侑学更关注就业环境，比方说，产业结构并未跟着高等教育的扩张转型，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福利太低、缺乏前景。
对于大专以上青年失业率偏高的现象，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组织部主任林柏仪表示，虽然从教育程度来看，大专以上的失业率较高，但找不到好工作却是当前青年世代共同面对的困境。尽管现在青年劳动力质素普遍提升，但他们的薪资水平和事业前景，不论蓝领、白领都远不及于其父母辈。
据台湾历年来官方相关的调查，失业者有工作机会但没去就业，主要原因是“待遇不符期望”。林柏仪认为，多数青年不是没有就业意愿或是眼高手低，而是当前就业市场难以满足青年世代的就业期望。
没好工跟没工作一样严重
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ilitz）的提醒，低失业率看起来不错，但部份原因是很多人放弃就业或勉强接受兼职工作，“有工作”可不等于有“好工作”。对此，只要看看台湾满街拼命赶时间、抢订单的美食平台外送员，以及充斥于政府部门内大量被当成“免洗筷（即用即弃筷子）”运用的外判劳工，就能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就业市场充斥短期、不稳定的工作，揭示了“整体失业率下降”不能反映的真相：社会上有愈来愈多人在迫于经济压力、偿付就学贷款等无奈现实下，没有不工作的“本钱”，只能勉为其难地接受“非典型”工作，成为“不稳定的无产阶级”。
据台湾官方统计，这类通常与“穷忙”、“无职涯前景”和“劳权弱势”画上等号的“非典型”就业队伍，最近二十年来日益庞大，如今已增长至81.4万人，近十年来，非典型工作者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正职工作者的三倍左右。
海漂族“用脚投票”逃离低薪之岛
台湾的就业环境好不好，也可以从能否留住人才窥知一二。据台湾官方估计，2018年台湾赴海外工作人数增加至73.7万，续创“历史新高”。“海漂族”以30至49岁大专以上的青壮年为主，又以赴陆港澳工作最多，达40.4万人。
当有愈来愈多年轻人和专业人士为了自身的工作前途而飘向海外，就等于“用脚投票”，而这一票是对台湾就业环境与前景的“不信任”票。在全球化时代，人才流动本来就是寻常的事情，但假如人们“出逃”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低薪和找不到实现事业目标的舞台，这就是执政者应格外留意的警讯。
如果台湾连自身培养出来的年轻博士生也只能当个领微薄时薪的“流浪教师”，无法根留台湾发挥教研专长，唯有赴大陆才有望找到看得到前景的教研机会，这相当程度反映出台湾就业环境的恶劣。
台湾劳工的郁闷“薪情”
尽管蔡英文在展现其执政成绩单时，相当得意地说“民主可以当饭吃”，但是，民众口袋的工资仍然追不上十六年前的水平，既赶不上日常柴米油盐等物价的攀升，也与GDP的增长脱钩，个别家庭的中位数所得更是高攀不起已经飙涨至国际公认“极度无法负担”的房价。
蔡英文政府议论劳工薪资时，最常说的是“基本薪资连年涨”和“平均薪资创新高”，但这两项经济表现，却无法适切地反映多数劳工的郁闷“薪情”。“基本薪资连年涨”固然是好事，但蔡英文没说的是，台湾基本工资的调幅仍相当保守，经常被拙劣引用的“平均薪资创新高”更是让民众无感。
根据最新的薪资中位数资料，台湾有半数劳工平均月入不到4.1万元新台币（约1.05万港元），近七成劳工的薪资并没有达到政治人物所高调宣传的“平均数”标准。无怪乎，美国经济分析局前局长Steve Landefeld会说，“中位数的政治敏感性，其诉说的故事可能会让一些政治人物不舒服。”
尽管台湾高工时低工资的“穷忙”难题未被有力改善，但蔡英文仍不断主张台湾经济正处于“过去二十年来最好的状态”，其依据就是“GDP的成长表现”，好像GDP增长、企业获利后就自动会发生滴漏效应，人们就能雨露均沾。
事实上，从GDP的流向来看，对大多数人而言，当前的台湾绝非处于二十年来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这点既可从资本家和大股东所仰赖的“营业盈余”占GDP比重稳定上升，但“受雇人员报酬”占GDP比重向下滑落可知，也可从人们实质薪资零成长见分晓。
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学系教授陈信行向《香港01》表示，1949至1980年代间，台湾的GDP增长跟人民福祉之所以表面上看似有关联，是特定历史时空背景下的巧合，当时社会虽然处于政治的高压、戒严，但家庭收入基本上是平等的状态，强化了“GDP与人民福祉有关”，以及“只要资本家赚钱，工人就会涨工资”的意识形态。这个历史经验曾经“正确”，但自八十年代起，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渐渐变得“不对”。
陈信行指出，台湾社会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愈来愈严重，GDP帐面的增长跟一般民众收入和消费能力增长之间几乎脱钩。这样的客观事实更加显示，GDP不能代表人民的福祉。
拼“有感”经济 擘划经济民主愿景
过去三年多来，蔡英文执政下的台湾真的是身处二十年来经济最好的状态吗？想必只有高居经济分配结构顶层的1%既得利益者会私自暗地里点头称“是”，但其余99％的普罗大众不是“无感”，就是满腹的“悲、恨、怨、干”。
“民主”不是不能当饭吃，但这样的民主压根与“选举式民主”和冷战意识形态下的“自由民主”无关。假如台湾的经济规则和分配结构仍是由资本霸权主导，经济发展纯粹是为盘踞利益结构顶层的政商集团所服务，那么普罗大众肯定要饿着肚子，看着顶层菁英大快朵颐。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明白揭示，只有政治领域的民主，并不能让社会多数成员同享社会所共创和积累的财富，只是让“1％所有、1%所治、1％所享”。“对抗威权统治、争取政治民主”曾经是凝聚台湾社会团结、引领社会进步的改革共识与愿景，但在告别威权统治后，台湾民主政治的运作，不是沦为政党角逐权力的恶斗，就是执政者化身为资本利益的代言人。有多少人能意识到，“经济不民主”是当前台湾社会最根本的危机？它既扼杀了经济的活力与创新能力，也是民粹政治的温床，各种社会乱象和动荡的元凶。
展望未来，台湾绝非只要四年投一票的民主权利，也不是一个“数字总统”，而是亟需能消弭“经济成长，民众却无感”此一鸿沟的经济民主愿景及政治实践。
上文刊登于第19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13日）《经济指标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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