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谁是“利玛窦”? 为稳住台梵关系民进党紧抱明代传教士

10月10日深夜，台湾副总统陈建仁率团启程前往教廷访问，名义上是参加纽曼枢机主教（John Henry Newman）、圣功会杜思修女（Dulce Lopes Pontes）等五人的封圣典礼，但力求稳度台梵邦交的动机也是昭昭，行前还特别放出了将面邀教宗方济各（Franciscus）访台的讯息，让媒体大幅报导。
奇怪的是，台湾官媒与总统府随访幕僚，对封圣典礼本身的报导却是极少。所以真正的重头戏不是封圣典礼，而是民进党政府如何派陈建仁到教廷进行外交实务。或许很难想到，陈建仁外交的主要“卖点”，竟是晚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到中国大陆传教、但从未有踏上台湾纪录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此次在教廷举办的封圣典礼出席的外宾只有印度、英国、巴西、义大利、瑞士、爱尔兰六国政要与陈建仁夫妇，其中封圣的五人原籍分别隶属印度、英国、巴西与义大利，可见这场典礼主要还是具有“属人主义”的倾向；台湾派员出席，“为参加而参加”的意涵相当明显。

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10月12日陈建仁夫妇先是参观了利玛窦的出生教区－义大利中北部靠近亚得里亚海的马切拉塔（Macerata）教区以及利玛窦研究中心。更令人惊讶的是，陈建仁在当地表示“我们对利玛窦的学问相当尊重，他不仅将哲学、科学的思想带入中华文化，更制作了中华文化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让我们有新文明的开展，深具贡献”，这是2016年以来民进党执政高层极罕见提到“中华文化”、并用以自居的事例。

不仅如此，陈建仁甚至进一步推崇利玛窦，提及几何学的“点、线、面”中文三个名称就是利玛窦发明，“我们现在仍在学习他在400年前的著作，显见他对后人的影响无远弗届、无所不在”。

而10月13日晋见教宗方济各时，据陈建仁表示，他致赠教宗台湾”光启社”制作的《利玛窦》光碟纪录片，“耶稣会花了2年的时间，特别到大陆各个地方去拍摄，由于利玛窦是耶稣会的神父，所以教宗看到光碟片就很感动，说‘Oh！Matteo Ricci’（噢！是利玛窦啊！）”。

据台湾总统府的纪录，陈建仁面见教宗的礼物与祝福中，没有其他比得上利玛窦纪录片要来的吸引教宗；至于当面邀教宗来台湾访问，则是如往昔一般，没有任何回音。

民进党此次对教廷外交大打“利玛窦牌”，其实也是抓住了众所皆知方济各极为赞扬利玛窦的特点、投其所好，陈建仁不仅参观利玛窦的故居，更盛赞利玛窦、徐光启乃是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上述这些用语和作为，俨然自居“中国”，这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极为罕见，背后缘由，还是用尽一切手段、力求讨好教宗、稳住台梵关系；可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与文化部长郑丽君皆绝口不提“中华文化”一词，此时陈建仁却在罗马以“中华文化”自居，还是显得突兀许多。

这份突兀也不是没来由，北京与教廷的关系越发亲密，给台北相当大的压力，虽然台北才是邦交关系的持有者，却不是那么稳固。2019年5月12日，教廷外交部长首度接受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访问，其中教廷表示与北京“双方之间的信任增加了”，这是因为2018年9月22日教宗签署了一份与北京方面就任命大陆境内主教的临时性协议，当时连台湾驻教廷大使李世明都不得不赞许，表明“中共展现出的弹性对于在中国的其他宗教的发展也具有启发作用”。

北京与教廷双方的临时性协议，直到2019年8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主教姚顺成功就任才迈开实质步伐；此外10月7日闭幕的北京园博会，更特别宣告永久保存教廷国家馆于北京市郊大兴的中国天主教全国修院，拉拢意味极浓厚，未来若随著北京与教廷任命主教的共识越来越多，双方关系也将“更上轨道”。与此同时，台湾能够吸引教廷的地方，则失色许多。

就定位上来说，教廷在台湾的使馆，正式称谓是“教廷驻华大使馆”（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俨然视台北政府为中国政府，这是1946年双方建交的延续，1951年驻华公使黎培理总主教（Antonio Riberi）被共产党逐出大陆，先到香港，1952年落脚台湾，延续至今。

但现在台湾内部认同变化，与1952年相比差异极大，虽然陈建仁此番打了“利玛窦牌”、以中华文化甚至中国自居，符合教廷在台北的自身定位，可是民进党政府恐怕不曾作如是想，只是以“中国／中华”作为工具来串连起利玛窦与教廷，且提醒教廷，目前承认的中国是台北政府；但是民进党正在台湾内部积极地“抗中保台”，却也让陈建仁访教廷的举措显得格格不入，个中意涵相信教廷不会觉察不出。

最重要的是，教廷考虑的关键在于加大传教的广度与深度。1949年以来，整个中国大陆内部天主教信众增长远远落后于基督新教，据“纽约时报”的报导，当前大陆约有1,200万天主教徒，基督新教却有5,000万以上，教廷必须思考的是如何增强与基督新教之间在华人社会的竞争力，而这目前的落差远远不是台湾20余万天主教徒所能弭补。

教廷驻华使馆位在台北，实难以收到在中国大陆更积极传播的功效，这个更大的“宗教战略”需求，最终或仍将左右教廷对两岸的抉择，这也是为什么早在1999年教廷国务卿索达诺（Angelo Sodano）枢机主教即曾表示，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驻中国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教廷对宗教自由的要求而建交，教廷可在“当晚”将使馆转移到北京。对于这个欧洲最后一个邦交国，台湾还能保有多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