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被羁押：为何选民总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涉京华城案，9月5日被裁定羁押禁见。这距离9月2日他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无保请回仅过去3天时间。大反转背后是台湾高等法院在台北地检署提出抗告后认为柯文哲“积极介入京华城案”，撤销原来的无保请回裁定发回更裁，后来台北地方法院又裁定羁押禁见。尽管这背后难以排除政治斗争的可能，但说明柯文哲在京华城案的角色恐怕不是一句“我不知道”所能说清。

此情此景，令人唏嘘不已。十年前，柯文哲在台湾相当比例民众厌倦蓝绿缠斗、渴望第三条路的氛围下，以“改变台湾”为口号，踏入政坛。那时的他虽有耀眼的医师履历，却是个政治素人，他说的“政治不难，找回良心而已”十分天真。不过，因为他个性鲜明，积极塑造清新、廉洁的形象，迅速在盛行“从烂苹果之中选一个不那么烂”现象的台湾选举政治中脱颖而出，被选民推上台北市长的宝座。

柯文哲担任两届台北市长，并成立以他为首的民众党。在2024年的台湾大选中，尽管柯文哲因为在“蓝白合”过程中的表现被不少人质疑反复无常、自私、自负，但他和民众党依旧取得不错的成绩。柯文哲的得票率达到26%，获得369万张选票。民众党在立法院斩获8席，一跃成为“关键少数”。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柯文哲迅速从高处坠落，他以选举补助款购置个人商办的行为造成社会观感不佳，他牵涉的政治献金争议至少存在“识人不明、用人不当”的问题，他卷入的京华城案哪怕真如他所说的“我不知道”，至少有失职、卸责之嫌。如今柯文哲再度被羁押禁见，说明他的问题可能比他所说的更复杂。若他最终被定罪，他的政治前途势必毁于一旦。反之，如果他能成功脱身，虽未必今后一定不能东山再起，但经此一事，他的政治能力、品行显然都有愧于10年前他作出的“改变台湾”承诺。

相信有不少昔日柯文哲的支持者，此时内心深处一定五味杂陈，甚至失望透顶。这种心情的背后指向的是台湾过去多年选举政治中的常见现象：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在台湾选举民主的实践中，有许多人曾在选民热切的呼唤和支持中登上大位，但许多时候却在选民的失望中黯然退场。这背后固然说明台湾民众在政治运作中的关键角色，但同样说明台湾民主实践难以满足台湾民众对于良政善治的期待。台湾选民在一次次选举中寻找能伸张正义、革除政治积弊的政治家，但经常以失望告终。这辜负的是民众的信任，浪费的是时间，造成的代价只能由全社会承受。

为何选民总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是因为选举民主的内在逻辑所致。选举民主的高质量执行依赖于多数选民都是理性政治人，可这往往是违揹人性和现实的幻想。在自利理性的支配下，多数选民因为他们的工作、生活、兴趣与复杂政治事务的关联十分有限，故缺乏内在激励去成为理性政治人。他们在多数时候至多了解常识理性，但对复杂政治事务往往限于一知半解，易被一时之间的情绪、激情和偏好所裹挟，常常会给对现实政治影响过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浑水摸鱼的机会。

在选举民主的实践中，选民是决定政权更替的最重要力量，所以通常而言，有志于仕途的候选人都至少会在口头上尽力满足选民期待，为谁能吸引选民而展开激烈竞争，其后果必然是竞相攀比竞选承诺，而忽略承诺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曾说：“要赢得选票，你就不得不给选民提供更多的好处。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届选举中打败对手，承诺给选民的好处比以前还要多。因此，这就类似于拍卖过程中不断加价，而这样做的代价、债务却留给了下一代人，让他们承担。如果总统给他的人民开出的是一剂苦药，那么他就不会再次当选。因此，为了赢得总统选举，候选人往往倾向于拖延问题，推迟实施不受欢迎的政策。结果就导致预算赤字、债务以及高失业率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每一次大型选举都是一次政治嘉年华，简单的口号、情绪的发泄往往盖过理性的深思。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便认为，候选人若想取得成功，“他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作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许诺。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伤雇主，再多也不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作出这些夸张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

然而选民期盼的不单是情绪发泄，他们还渴望生活的改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美好生活才是最朴素最持久的追求。可这绝非易事，不是靠高喊竞选口号便能实现。

超出自治范围的政治事务往往是高度专业、复杂的工作，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要有持之以恒的努力，要有明辨是非、促进公共福祉的道德和能力。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不能实实在在改善民众的生活，哪怕他口号说得再好听，终究是愧对民众。

德国思想家韦伯(Max Weber)说过：“现代官员系统正在发展为一个高素质的知识劳动者系统，由于长期的预备性训练而各有所长，有着高度发达的身份荣誉感，十分重视廉洁正派。若是没有这种身份荣誉感，我们的命运就会被笼罩在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的永久威胁之下，甚至国家机器的纯技术性功能也会受到威胁。”

一般来说，除了少数天赋异禀之人，任何人想在某个领域取得重大成功，都得付出长久的努力，经历长时间的磨练和考验。这是古往今来最朴素的道理。影响公共资源分配、涉及人群互制的政治领域尤其如此，一个有志于仕途的人，只有让他经历充分的磨练和考验，再经过充分民主程序成为政治领袖，才能最大概率在民主框架下提升政治的贤能水平。否则，仅因民众一时之间的喜好，寄希望未经充分磨练和考验的人来激浊扬清，与威权或专制体制下幻想明君清官并无本质区别。

遗憾的是，选举民主的内在逻辑决定本应追求公平正义的政治会经常笼罩在既得利益集团操弄和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下。民众在选举中的关键角色决定擅长调动选民情绪的政治人物具备天然优势。除此之外，选举是费时费力的大工程，依赖于专人运营，候选人在获得名气之前往往有长时间的形象包装和资源投入，而绝大多数本就缺少资源的选民平日都要忙于生活，对政治介入较少，故通常而言，那些人数少但有钱有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能对政治施加超出合理比例的过大影响。

有两类人更容易在选举中脱颖而出，一类是十分擅长调动选民情绪的政治人物，他们既可是民粹政客，亦可是政治素人，另一类是与既得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并获得既得利益集团调动营销资源全力护选的政治人物。如果是前者当选，他们因为缺乏充分的从政磨练和考验，故容易缺乏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能力。如果是后者当选，因为他们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千丝万缕关系，故容易拖延问题的解决。

所以，若不能在民主框架下对选举民主进行扬长避短，依旧沉溺于选举的幻想中，选民在选前对政治人物的热情有多高，恐怕将来对政治人物的失望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