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没有本土不本土” 徐克：导演不应该被城市框住

是届金像奖焦点落在一众新面孔上，另一边厢，屡夺金像奖的资深导演徐克于上月获颁《第11届亚洲电影大奖》终身成就奖。徐导素以创新求变为己任，坦言未是时候“盖棺定论”。徐克的电影成就自不待言，除了在香港，北上发展也有好成绩，近年更与不同电影人合作。绕了一圈，徐导怎样看香港的电影发展和新浪潮？回过头来，他怎样审视自己的作品和风格？

徐：徐克　岑：岑建勋　01：《香港01》记者

与内地的文化差距

岑：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最早一批香港导演到大陆拍电影，碰到什么文化差距？有没有适应期？

徐：有些文化界朋友说中国文化是很复杂的混合体。要接地气了解他，是一个与当地文化接驳的过程，问题是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在变，去适应其实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描写人在某个状态、地域中的基本人性反应，其实很世界性。为什么有些电影能“周围去”呢？因为它不是谈论一个特殊的环境，它是谈论一个比较普及的人类问题。你走那个方向，创作来讲肯定是安全。你说会不会失了某种特性？你看《老炮儿》讲很多北京土话，现在很多综艺节目，发掘一些东北文化笑料，不是不可以，但我认为创作要就每个人的特性，造就自己电影特别的地方。以技术来说，香港在行业中算是相当熟手，唯有创作上怎样达到更多观众的市场。

岑：港产片进军国内，有没有失去港产片的特性？

徐：大陆拍戏当然有大陆规矩。有些东西肯定消失，如银幕上不准抽烟。你看电视剧《长征》，毛泽东就叼着口烟，所有以前的相片都叼着口烟。不拍他抽烟，是不是一种失去呢？这件事不算很有争议，但我觉得是过渡性的东西。

岑：港产片曾经相当冲击国内一些导演的思考方式。现在最卖座的电影很多都是香港导演的，包括《捉妖记》，是陈可辛由细玩到大的同学（许诚毅），你的电影也是。你认为香港电影和导演有没有令中国电影起变化？

徐：香港电影是一定有影响，《泰囧》、《煎饼侠》直头好熟面口。亦有些是别树一帜的，像贾樟柯、张元、姜文、冯小刚，看不到任何香港电影迹象。不单看不到，相信他们完全抗拒。作为创作人，尤其香港与大陆相邻，很多事件我们有一个角度，但到了大陆我们的角度又是如何呢？在大陆可以感受更多那边各方面的事、人、文化特质。

不应被本土所限

01：合拍片热潮之后，香港很多人谈论“本土电影”，偏好本土场景和故事。以前港产片相对没有这种限制，例如徐导演你的电影很多都不是香港取景，但我们都会认为骨子里是港产片，无论《倩女幽魂》、《上海之夜》或《鬼马智多星》。你怎么看现在愈来愈流行的本土电影现象？

徐：作为一个导演，就应该是一个导演，没有本土不本土。导演不应该被城市框住。从得州来是不是就要拍得州本土电影呢？需要这样界定吗？根本香港题材不是打劫就是黑社会，不是黑社会就是警察出事，不然就是很悲情的社会现象。不是反对拍社会现象，是应该拍，但是否你对那种题材没有兴趣你就不能拍，要回去拍新艺城的喜剧呢？意大利也可以拍《末代皇帝》。

作为好导演，取材范围比较大，处理的人类问题比较阔，但我又觉得不需要强行扮西人拍西片，很勉强。我拍一部跟你一样的西片，何必呢？除非你找到一个他们未拍过的角度，拍给大家看看我们怎么看西方文化。我认为导演自然会选择一个令大家兴奋、开心、投入的讲故事方式。你想想，迪士尼当时画老鼠，你可不可以只画本土老鼠？每个人创作都有自己说不出的神奇力量，这个神奇力量正是这一行最需要的东西。

永远抱着童真幻想去创作

岑：我好肯定单看《智取威虎山》的拍摄手法，你就算不让我知道是徐克拍，我都知道不是中国电影，很明显的。甚至国内题材《亲爱的》，陈可辛那套，讲故事的方式、节奏，都不是中国的。《中国合伙人》居然配上《Leaving on a Jet Plane》。但是在国内受欢迎，年轻观众都觉得好看、不抗拒。所以我个人觉得本土电影是一个伪命题，在一段时间内流行，根本没有人能讲清楚是什么一种情绪宣泄。你说《点五步》如何本土？没有关系的，它讲1980年代一群年轻人打棒球而已，其实是一种奋斗精神。现在大家因为那种情绪，就“安个名落去”。你可以问一问发仔（陈志发），我问他为什么开头、结尾有占中环境，我怎么帮你发行？他说那是“贪得意整落去”，“你拎走佢啰！”是发仔自己讲的。香港出产那么多导演，国内其实有很多影子。陈可辛拍的《亲爱的》，如果遮掉他的名字你就当它大陆电影。当然他们有些电影我们拍不到，《烈日灼心》是很现实的警匪片，拍得很好，但是那种讲故事的方式，一看就知道不是香港人拍。

岑：我经常说金像奖又是你们这群老鬼提名，没有小朋友。现在有批所谓小朋友，《一念无明》的黄进年纪最小，曾国祥年纪也不轻了，其他那些像《树大招风》那几个导演年纪都不小。你们那一代是廿几岁已经做导演、有棱角。你怎么看香港电影未来？

徐：我们廿几岁时也很不成熟。经常说新浪潮，浪花在哪里？为什么会起浪？因为电影界有空间给我。那个年代我认为很多导演都不成熟，制片、投资者、编剧等，各方面相比现在都有一段距离，都摸出来。我想过了1980年大家才对拍电影有多少认识。那时开始，我们不断尝试，成为现象，各有各做法。电影不是有套理论或者所谓道理教你怎么做。电影就像音乐，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感受，或者情绪是最适合的字眼。它不一定大条道理，不是一个故事，清楚告诉你这个人讲的话，就是我们要表达的主题。这是我们现在电影世界或作为观众不愿意的，哦，原来007或者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或者一个伟人讲的就是引导我们做人的方法。

就西方来说，就像每个星期日打开电视机看到传教士在讲道。我们永远不会相信生活问题可以三言两语就解决，哪怕你鼓励我也好，都不够说服力。你说廿几岁又好，我们这些老鬼又好，离不开三个重点：永远都要以很童真的角度去幻想，永远拥有一个少年的心态对生命好奇，对很多事物第一次发生感情那阵浓烈情怀，以及成熟的讲故事手法。毕生所有创作也好，反映我们现代或捉摸观众心态也好，就是这样。

新导演自求我道

岑：你有没有留意香港后生一辈的作品？

徐：有，我觉得是“好嘢嚟”。但是不要由于他们的特殊性，与市场抗争。当然现在这些电影题材，很难在市场或大中华市场取得票房上的成功。但他们启发了我们，电影仍然有它有力的另一面。所以我看完之后觉得“好嘢嚟”。但不要是对抗性，自由、放松去做。香港有很多好导演，当然还有老鬼，后生都有慢慢“蒲头”，是好事。但我又觉得不要因为年纪而界定你们应该退休，他们就应该支持。

岑：即是不要刻意非主流。杜琪峰拍完《毒战》跟我说：“我入不到那个世界，我不认识那个世界。拍不到，我拍出来会假。”他问我《毒战》为什么票房不好，我说因为你搞错了一件事，对于国内观众而言，警察不是这样的。所以也放弃了，说不懂拍。

徐：最近我见到一班年轻人，未做导演，很想做导演。因为有个活动计划，大家聊聊。我听过有些讲法：“你被商业电影洗脑了，其实拍电影不是要商业的，一定要有作者创作内容。”我就跟他说，你选择这条路没有问题，但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你挨穷去做这件事就不要呻穷。你没有从市场去想，当然就无市场。电影可能拍得很好，很多电影都是事后十年、二十年大家举个手指公，但有时我们又会无法生存，很多好导演因为没有票房，结果无得拍。现实就是现实。

岑：这是取舍。你想想，许鞍华可以用180万拍《天水围的日与夜》，又可以拍《黄金时代》，是自己选择。

徐：说来说去，每个市场与年代都有他们的苦衷与优厚条件。我作为一个老鬼，跟想入行的说：“你需要生存就需要观众，你就拍商业电影。”何谓商业？有人买飞入场就是商业。你不要那么商业，只需要一部分观众的话，又要考虑你的电影上映有没有人排片。可能你的电影令人震惊，过往都有很多例子，一些前辈、大师拍的电影刚上映被闹到飞起、没有人看，但十年后成为经典，甚至影响深远。这就是一个创作者和伟大创作者的分别，你能够生存就是创作者，如果你要做一个伟大的创作者，要挨得过这段时间。

01：对香港新导演有何寄语？

徐：其实每个导演的出现与诞生有不同理由，都是某种因素令人觉得你讲话很有趣，而又能够继续生存，成为第二种东西。就好像The Beatles，他开头没怎样，就情歌呀，到后来比较关心人类；或者Bob Dylan变了文学，已经不是音乐那么简单，代表了一个年代。你完全不要理会别人怎么说、看不起你、取笑你，你永远都要抱紧自己的信念，这是我唯一可以讲。

香港电影产业其实很自由，可以选择大陆或其他市场，很多地方的导演没有选择。（岑：像大陆导演已经比我们差好多）其实新导演走的路跟我们不同，因此我无法给意见，就像以前老前辈不可以教我应该怎么走，他们在邵氏、嘉禾，怎么教？现在电影可以去不同地方拍，市场各方面条件跟我们不同。我相信如果一个导演，特别是香港导演，创作力那么强，可以发展的空间很大。

01：最后问题，你会否再与吴宇森合作？

徐：会，我其实不断与他联系，正筹备《水浒传》，只是看他有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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