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剧评】无差别杀人社会下 4个家庭的原罪与原谅
“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近、多远？剧中饰演法律扶助律师的吴慷仁在首映会后受访时为这个距离下注解：
不是邪恶的恶，也不是指邪恶跟善良的标准，其实，就是我们跟“自己”的距离。
饰演被害者家属的贾静雯则认为，也可以是“我们与‘爱’的距离”，因为现今社会氛围批判很容易，要说爱却很困难，往往对最亲近的家人更难说出口。
《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以无差别杀人事件为主轴，看似好像想探讨这样的社会议题，包括在台湾仍颇受争议的废除死刑议题，但细细品味之下，探讨的确实是一份“爱”、而不是“恶”，来自家庭的、社会的“爱”。主演们不避讳在戏未开播前就剧透，透露故事最终结束在被害者家属及加害者家属间的“协商”，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这些活着的家属另一段开始，而这段路的开启需要“对话”，挖掘出人性中并未泯灭的那份“爱”。
《我》剧故事很巧妙地结合了4个家庭，包括贾静雯与温升豪被害者家庭的痛苦、法扶律师吴慷仁与周采诗夫妻间的矛盾、曾沛慈与林哲熹姊弟间的牵绊，最震撼人心的就是陈妤与父母检场、谢琼煖，他们诠释加害者家人们过着压抑的生活，是一般社会大众、戏剧脚本中很少见的题材，人们很容易会去关注、同情被害者家属，但却忽略了，加害者家属其实也是舆论中的被害者。
新闻报导中，很容易将加害者动机与“家庭成长背景”做连结，但这些家长真的做错了什么吗？检场与谢琼煖深刻诠释出“养出一个杀人犯”的痛苦，夫妻俩用不同方式承受，爸爸颓废酗酒、母亲却是坚强生活，在媒体前代替儿子下跪、在被害者灵堂外痛苦踌躇不前，两人诠释起来都相当催泪。
虽然谢琼煖谦虚表示：“我们的表演都不及真实遭遇事件的千万分之一，她们是要生活、过日子，那种痛苦、辛苦，不是我们掉几滴眼泪就能说得好的。”但要诠释的好这样的角色，没有深厚的演技基础，是不可能说服观众的；检场与谢琼煖的表演足以憾动观众，实属不易。
吴慷仁饰演的法律扶助律师，是很多社会大众都不解的工作，为何要帮罪该万死的杀人犯做辩护？吴慷仁自己都说，原本对类似案件就觉得加害者应该被“那个那个（接受法律制裁）”，接了这个角色之后，他坦言演出时还是很不能认同角色的想法，但他至少可以了解以及“理解”到，法扶律师是拿国家的钱，帮加害者辩护同时，也补足律法上的漏洞。
一个有理想的律师，满腔热血做着认为对法律有贡献的工作，但是另一半能否理解呢？或许打着口号说“人权”时，妻子勉强能接受丈夫的工作；又但是，如果自己的小孩也差点陷入无差别杀人案的惊恐之中呢？“我”剧在前2集就立刻切入这个矛盾点，在理想与家庭和谐之间，你会选择多长的“与恶的距离”？
贾静雯与温升豪饰演的被害者家属，编剧很巧妙的将两人的工作安排为新闻媒体工作者，被外界视为“嗜血”的媒体，如何面对报导杀死儿子的凶手的相关报导？其实是很残忍的。更巧妙的是，陈妤饰演的加害者家属，顶头上司竟然是贾静雯饰演的被害者家属，整出剧的矛盾点瞬间纠结到不行，两人后续对戏的张力，也成为该戏一大看点。
“我”剧相当写实地拍出媒体抢新闻的一面，有时候，不是记者真的要“嗜血”，而是来自同业、长官、时间等各种压力。当网友嘲讽地说着：“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当记者。”时，是否也真的了解了背后的缘由，而下的评论呢？这样“与恶的距离”又是多少？
对很多艺人来说，“与恶的距离”可能是“与媒体的距离”吧，很多私事固然不想被报导、被大众检视，但这也是艺人在成为公众人物之前，必须做好的心理准备之一，喜事、好事、作品要透过媒体宣传，一体两面的是，不好的事情也会透过媒体放送，这其实是很公平的。
对于知名度高、人生经历也相当“精彩”的贾静雯来说，生活被大众关注是必然的，而她想必也有保护隐私、想“与恶（媒体）”保持“距离”的时候，例如私人婚礼不想被打扰、必须守护大女儿“梧桐妹”的肖像等等。但是这次贾静雯偏偏扮演了一个拿捏报导分寸的媒体工作者，对于向来很了解媒体想知道些什么事情的她来说，似乎是更加“了解”了，首映会上还幽了自己一默，而且是提出她过去最不想聊的第一段婚姻，直言自己“夫妻失和有经验”，这一招不但给足媒体新闻点，也让她成功地大大宣传新戏。
《我》剧最常出现的slogan，是一句吴慷仁的台词：“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依着这句对白，也表达全剧对于现下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可以和我有不同意见，但是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却是很多深陷于互联网世界、缺乏人情味与难以表达爱的很多现代人，难以做到的一件事，有时候，你的一句话、掌握的键盘也可能是“凶器”、是“与恶”最短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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