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式金牌至上　日本借鉴英模式　东京奥运挑战中国

里约奥运落幕，中国奖牌成绩倒退，奖牌榜屈居第三，内地舆论对个别成绩倒退明显的项目如体操等等，虽不乏批评之声，但不少评论似乎也认为，这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过去金牌至上的旧思维其实应该改变。退役体操运动员刘璇就认为，公众的态度确是有了一些变化，“从以前纯粹看作是为国争光的比赛、竞技和任务，慢慢开始转变到能以一个更加轻松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和享受奥运”。

毫无疑问，中国过去廿多年来的“金牌至上”国家政策，正出现着调整变化。去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全运会不再公布各省金牌、奖牌和排行榜，以期改变金牌至上政绩观扭曲体育精神和衍生各式腐败问题，虽然有评论质疑其成效，但总算是尝试改革求变；至于今年国家对奥运金牌现金奖励大幅缩水，由上届50万元人民币降至20万元，也确实体现了金牌至上观念的调整。

不过在内地网络论坛上，仍然可以见到有网民对中国队奖牌大减表示失望和批评的声音。官方新华社上周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则发文“开什么玩笑？一个排名从未超过中国的国家（英国）就要超过我们了”，除了相当失礼之外，也反映金牌至上观念不易全面扭转。纽约时报最近就指出，随着下届奥运将于东京举行，无论是民间还是中国当局，都有可能再度出现必须争金压倒日本的声音和压力。只要奥运会一日仍是大国间“宣扬国威”的竞争游戏，金牌至上意识就必然很容易在国族主义推波助澜下掀起。

当然，金牌至上主义现象，绝对不独是中国所有，英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无一例外，只不过在国际传媒论述中，甚少评论会认真探讨这种由富国政府所推动的资本主义式金牌至上主义。英国政府过去廿年透过国家彩票局变相向民间“集资”，将数以亿镑计的彩票收入，拨予英国体育局去搞精英体育，目标就是要争取最多的奥运奖牌，只有那些有潜质赢取奖牌的项目，才会获得丰厚资助。

日本的精英体育制度，明显也借鉴了英国的一套。除了1990年成立、获政府注资250亿日圆的体育推扩基金，日本当局也于2001年成立了体育推扩彩票(toto)，增加财源去催谷精英体育，模式跟英国国家彩票局的做法颇有相近之处（toto彩票收益的三分之二会用于资助体育项目，其余三分一拨归日本国库）。

2009年，日本体育委员会（JSC）还跟英国体育局（UK Sport）建立了交流关系，就如何落实、管理和提升精英体育表现系统进行探讨。2013年，双方更签署正式协议，合作提高两国的精英体育竞技水平。根据协议，双方会就竞技项目拨款资助、科研创新配套、精英运动员训练中心的管理、选手优异表现评估等，加强意见交流合作。

事实上，早于本世纪初，日本奥委会就发表了“国际竞技力向上战略”报告，开宗明义地提出“JOC Gold Plan”（日本奥委会金计划）。及至2008年，日本奥委会更进一步成立了JOC精英学院计划，专门培训年青运动员，当局从全国各地招揽有潜质的少年，由顶级教练指导栽培成国际级运动员。这所体育精英学院八成财源就是由JSC透过出售足球彩票收益所提供的补贴，至于余下两成则由日本奥委会的基金提供。

为免令人联想到社会主义国家式的“举国体制”，无论是英方还是日方，都总爱强调他们的精英运动员栽培制度，并不是以纳税人的钱去支撑，年轻运动员的训练也重视人性化。例如JOC精英学院就强调不会忽略运动员的学业，他们一样有机会上英语课等，惟英文日本时报直言，学员们放在体育项目上的时间，仍是压倒性的，每天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受训。

事实上，虽然英国和日本的发展精英体育制度，表面上不是直接动用纳税人的钱，但其本质都是由国家主导，透过政策介入去分配资源，提升本国运动员在国际体坛的竞争力。英文日本时报在谈论日本的精英体育策略时，就强调“透过国家政策栽培奥运级运动员，已是全球大趋势，对日本这类国家来说更可能是必须”，因为日本运动员的体格大抵上“并不具有特别天赋”。报道还指出，澳大利亚正是其中一个透过国策去谷奥运奖牌的最佳例子，早在1981年就成立国家体育训练中心(AIS)，去栽培精英选手。

不过日本民间也有批评声音，质疑国家不惜一掷千金栽培精英运动员争夺奖牌的做法。日本著名体育记者Masaru Ogawa两年前就曾在东京新闻的专栏撰文，诘问政府应否牵头推动“奖牌为先”政策，认为“侧重强调有望夺牌的项目，不会促成丰富的体育文化。我不认为政府的角色，是盯住奥运奖牌榜”。可是在民族主义和国家荣耀当头下，这种声音显然只是少数。

日本方面已定出希望在2020年东京奥运中，跻身奖牌榜三甲的目标（上届和今届日本分别排第11和第6），与中国的竞争势必益趋激烈。随着愈来愈多国家采取形形式式的奥运奖牌至上主义政策、纷纷积极投入这场宣扬国威的国族主义游戏，中国能否真的放下金牌至上主义的诱惑，还得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