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专访】亲睹满目疮痍 外国记者:尝试改写历史令人质疑意图

撰文: 陈奕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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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回忆,未敢忘记。不只是香港人,当年身在天安门广场的外国记者同样如是。二十七周年之际,《香港01》寻找他们,尝试以另一个角度再看六四。
见证历史真相,有何意义?当自己亲身所目击的,与政权后来的述说大相迳庭,美联社记者钟斯认为,令人不禁怀疑这个国家的意图。

1989年6月5日,钟斯见证军方坦克朝向王维林,民众反方向逃跑。(美联社)
记者: 1989年你在天安门之时,最难忘的片段是甚么?
钟斯:

太多了,难言哪一刻最难忘。例如:
5月20日左右的“百万人大游行”(编按: 5月21日在香港发起);
5月29日左右的民主女神像抵达广场;
即兴音乐会的气氛;
6月2日晚数以百计年青士兵进占广场,遇上民众进逼而退却;
6月3日和4日晚本身。
但我仍记得的是,我与一名教师谈得激动。他年约四、五十岁,向我哭诉他人工少得可怜,花光金钱来买铅笔、擦胶送给学生。他觉得很不公义,所以参加示威。他让我明白这场示威,原本由学生发起,要求政府更透明开放,要更大新闻自由,还有特别的是,要中国领导人披露个人财产。后来民众也加入,认为没法选择工作及生活、人工微薄、活得不好、没权抗争,全都出了问题。他们希望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买得起居所,孩子能接受教育。

记者: 多年来当你重返天安门广场,有何感受?
钟斯:

我多次重返天安门广场,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2011至2013年的六月四日,2010至2013年我住在北京之时都有。不难去那里,但当然广场受到严密监视。大量镜头,广场外有围栏高了,难以逾越。晚上的广场附近,通常有最少十多辆警车,亮著灯。
但天安门广场通常只得满面笑容的人,主要是游客,全然不知道广场曾发生的暴行,或者是无视之。或许你也知,中国各省的人到访北京,通常都会去天安门广场,在城门前拍下游客照片。叫我惊讶的是升旗礼大受欢迎,他们愿意等超过一小时,看军队由紫禁城走过大街。虽然我不认为示威者遇害的位置是天安门广场本身,但我经常会环视四周,再次想像撑满帐篷,示威者的领袖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现在已禁止上去),小贩在广场周边排开,我就感受到五、六月那些日子,充满了能量、动力和希望。

一夜过后,钟斯在六月四日拍摄遭坦克或装甲车辗过的单车。(Terril Jones)
记者: 对六四的纪念与批评,你认为已日渐褪色吗?
钟斯: 我现在教国际新闻,学生──特别是中国的──都关注这件事,对我的第一身身分享都感兴趣,我觉得很鼓舞。美国的大学生、中学生有时会电邮问我,还有外国老一辈的人也会想知。学生都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1990年代中期或之后才出生。欧美老一辈的人仍然记得,当年紧盯著电视直播。虽然美国不是很多人纪念,但记忆仍深。那些在1989后出生(或当年出生)的人对这历史感兴趣,都使我鼓舞。
记者: 对于香港人,特别是今年六四晚将会点起烛火的人,你有何寄语?
钟斯: 我不是任何活动的搞手,所以没有甚么打气的话。但我认为香港和各地,多年不绝的悼念晚会,说明了人即使若无其事,也不能抹去历史。人仍然关心,没有忘记,或会令到有一天,天安门这件事会弄得更清楚明白。
记者: 作为外国人,你认为天安门事件对非中国人有何意思?
钟斯: 1989年的事件,对外国人来说很重要,因为中国在世界正在崛起。任何国家,特别是世界大国,尝试改写自己历史,与全球数以百万计人所见证的相违背,就会令人问,这个国家是否善意。在现今世界,读懂中国的意图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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