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登陆韩国廿载　三星风光难掩极端贫富悬殊

若说希腊近年成为了IMF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其实韩国早在20年前已吃尽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苦头。虽然早于本世纪初韩国已走出了1997年金融风暴的困境，还清了IMF的债务，可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已永远改变。引用韩联社和学者的说法，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在IMF等敦促下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之路。表面上，韩国近年似乎很风光，三星等品牌更变得家传户晓，但背后的代价，其实是贫富悬殊急速加剧，并诞生了一个充满惶恐不安的中下阶层。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时45岁的沈先生（译音）是首尔一间颇具规模的贸易公司行政高层。然而，一场风暴，令其公司与数以千计其他韩国企业一样，走上了破产之路，他也失去了工作。

韩民口中的“IMF危机”

虽然他之后努力找工作，又去上政府安排的就业再培训计划，仍处处碰壁，堂堂一名行政高层，结果沦落到要去首尔市郊当大厦看更。十年过去，沈先生忆起这段往事时，仍说“每当想起这场IMF危机，我仍然感到很不安”。在IMF的580亿美元紧急贷款援助下，虽然韩国度过了财政难关，但代价却是强行吞下IMF所开出的紧缩经济和开放市场等典型新自由主义政策药方，导致数以万计工人失业破产。

事实上，对于亚洲金融风暴，很多韩国人更惯用的称呼，其实是“IMF危机”，因为IMF当年所强加到韩国身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摧毁了不少人的生计，更导致了韩国社会贫富悬殊愈来愈严重。

韩国经济学者李弼商早在2007年就指出，“韩国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但却衍生了另一种危机——经济两极化”。

9年过去，今时今日韩国经济两极化现象似乎只有变本加厉而没有改善，甚至成为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众工业发达国家中，第二个经济最不平等的国家。

韩贫富悬殊发达国居次

纽约州立大学助理教授李允京（Yoon Kyung Lee） 去年就撰文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之路，令到韩国的财阀有机会发展成环球巨企，占去很大一部分的国民财富，但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却出现萎缩、劳工阶级变得愈益碎片化和分层化，劳工市场的去规管化措施，令两大类最受打击的工人，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底层 （underclass）， 他们包括了低收入的自雇者，以及规外工人 （irregular workers，意即未能享有全面法定劳工福利的工人，包括短期合约工人和外判工等）。他们的共同生活特征，就是低收入、缺乏就业安全，也缺乏社会保障，难在社会中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随着资本市场去监管化，国家监管权力缩减、财阀巨企谋求全球化，韩国的资本力量变得愈益巨大和集中，全国十大财阀巨企资产总值，由2003年占GDP的48%，升至2012年的84%。

财阀坐大　劳工遭剥削

李允京指出，这个朝不保夕的新劳工低下阶层的出现，与财阀对劳工政策的影响力愈益膨胀有关。随着资本市场去监管化，国家监管权力缩减、财阀巨企谋求全球化，韩国的资本力量变得愈益巨大和集中，全国十大财阀巨企资产总值，由2003年占GDP的48%，升至2012年的84%。“财阀运用其经济权力去影响民选政客、国家检察人员和主流媒体，去塑造对劳工市场和减少社会保障的政策方向”。

左翼未能提出新思维替代

与此同时，财阀巨企变得更依赖外判去削减成本，中小企为了争逐财阀巨企的外判合约，只好竞相削减劳工成本，多聘短期合约工人等。至于，韩国工会也不争气，未能维护劳工权益，政坛中也缺乏亲劳工政党，令问题变本加厉。

李允京最后一点的分析，其实也正好点出了世界各地左翼运动当前所面临的不足和困局。

正如英国著名左翼作家莫比奥特（George Monbiot）指出，自金融海啸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种种不足和弊端，已充分暴露于人前，就像共产主义般面临破产，可是这套僵尸教条至今仍然死而不僵，原因之一就是很多既得利益者仍在为它背书，而左翼也不争气，未能抛出另一个选择，一如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政策陷入困境时，新自由主义者可即时趁势取而代之。思索一套真正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主张，无疑是经济学者们当前的一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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