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指Google违竞争法 跨大西洋科网保卫战一触即发
还记得1990年代盛行的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等品牌吗?诺基亚曾经历人手一机的风光年代;不过,上述的欧洲手机品牌到今天都变成“稀有物种”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苹果,以及亚洲的三星、LG、索尼、小米、华为等后来者。为了追赶上急剧的变化,欧盟不得不想想办法令地区内的科技产业不致被竞争对手抛离太远。
欧盟委员会辖下机构指科网巨擘Google违反竞争法,理论上最终可开出达60亿美元(约465亿港元)的罚单。回看欧洲通讯科技产业近年发展速度早已大不如前,更有落后于美国、亚洲之势。今次欧盟向美国科网领头羊“开刀”,实际上是一场“跨大西洋科网保卫战”,欧盟藉大西洋两岸的价值观及法规差异,抗衡美国科企不断抢占欧陆巿场份额。
事实上,欧盟盯上的美国科企并不只是Google。欧盟分别于2014年及2015年对亚马逊及苹果作税务调查;以法国为首的多个欧盟成员国指控Uber鼓励司机无牌载客;微软被指旗下多种软件设计违反竞争法规,多年来向欧盟缴交合共逾20亿欧元(约178亿港元)罚款。
美尊重巿场竞争 欧容资讯干预
欧美社会对管控通讯的接受程度不同,欧盟与美国科企的冲突只是迟早问题。2014年“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一案证明,政府限制资讯流动在欧陆并非什么禁忌。相反,美国社会接受私人巿场竞争所得的结果不应由政府干预。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便以“意见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作比喻,指出市场竞争是“检验真理的最佳办法”,因此政府不应随意干预资讯流动。
现代通讯科技无孔不入,Google及苹果等跨国巨企的产品渗透社会每个角落、掌握大量个人生活数据。因此,亦有人举例,美国矽谷多年来奉行小政府大巿场原则,但到了较注重个人私隐的欧洲,这些企业则碰得一面灰。
以上说法不无道理,但在社会价值观的战场以外,欧盟亦有经济诱因促使执法部门向美国通讯科技巨企下重手,以防止本土科技产业渐渐遭到掏空。
通讯科技发展缓慢 威胁核心工业
“对欧洲公司来说,稳健的高科技产业是创新动力,是商业竞争激烈环境之中的优势。”有份撰写该报告的弗赖贝格(Axel Freyberg)称:“我们的劳工成本竞争力低,但我们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上仍可一争长短。流失这些公司,如同失去交流技能的汇聚点,对创新及增长百害而无一利。”
弗赖贝格以德国的重点产业汽车制造业为例,解释欧洲若不在通讯科技力争上游,其他产业的将来亦不容乐观:“到2025年,汽车内的软件及电子零件将构成其总价值的65%。因此,欧洲毋庸置疑需要在通讯科技加一把劲,保持汽车制造、工业工程等业界的竞争力。”
欧盟科技产业发展落后于美洲及亚洲,大专院校管理层亦点出人才供应已步入恶性循环。英国皇家工程院(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总监格林尼什(Philip Greenish)指出,英国到2020年,科学、工程、科技业界将缺少125万名专才。
弗赖贝格认为愈来愈少科企以欧洲为总部,减低年轻一代入行的意欲。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US National Science Board)公布,相比韩国的29%学生修读工程、数学、电脑科学等课程,以及中国内地及台湾的31%,欧盟仅得17%,相差甚远。
境内业界不敌外来者、专才短缺,欧盟通讯科技以至其他工业已经步入恶性循环。
专才短缺 欧科网保护主义擡头
境内业界不敌外来者、专才短缺,欧盟通讯科技以至其他工业已经步入恶性循环。然而,当局不得不正视问题,因为资讯及通讯科技业界的投资额稳占区内生产增长的一半。因此,欧盟近年向美国科技巨企的连串动作,难免令人联想到欧洲贸易保护主义擡头。
“1970年代以降,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从未如此强烈。”比利时列日大学(Université de Liège)法律教授珀蒂(Nicolas Petit)认为面对愈益进取的外资企业,欧洲人变得焦躁不安。欧盟委员会的行动,既体现了欧美两地价值观及法律原则上的落差,实际上亦回应了欧洲人对长远经济发展的忧虑。
欧盟近年态度渐趋强硬,美国国会议员也表达关注。4名参众议员一年多前去信欧洲议会主席舒尔茨(Martin Schulz),提到欧盟在数码经济范畴“似乎有倾向歧视外来公司”,他们感到“愈来愈忧虑”。
不过,欧洲人认为事关当地企业的存亡。“我们认同创新科技改善生活,但我们想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来自西班牙的欧洲议会中间派议员特雷莫尔沙(Ramon Tremosa i Balcells)支持遏止Google在欧洲的势力。
多年来,美国科企习惯先推出新产品及服务,法规及政治问题留待之后才处理。不过,近年的欧洲业务不确定风险飙升,有业界成员透露美国科技企业开始改变做法,在产品推出前先确定以上的问题能获得解决。
美国电脑及通讯产业协会(Computer &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CCIA)公共政策部副主席奥康纳(Dan O’Connor)解释:“我不会形容美国科企之间出现恐慌,但肯定更加意识到,较为迫切的任务是让(欧洲的)普通人接受其服务政策。”CCIA正是由Google、微软、Facebook等美国科技巨擘资助的组织,并代理政治游说的行动。
美企增预算 加强对欧盟政治游说
英国《金融时报》去年报道,微软针对欧盟委员会的政治游说年度开支至少450万欧元(约4,000万港元),Google亦将有关预算由60万欧元(约537万港元)大幅提升至350万欧元(约3,130万港元)。
美国科技企业不但希望透过政治游说,争取与欧盟机构互相谅解,更尝试回应欧洲用户重视私隐的诉求。自从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泄密,将美国情报机关与科技企业合作取得通讯内容的细节公诸于世,欧洲民众负面情绪较强烈。Facebook创办人朱克伯格亦曾公开留言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表达,对“华府被多次报道的行为”削弱美国企业在外的诚信,感到“气馁”。朱克伯格同时辩称,有关美国国安局及Facebook合作的报道并不属实。
这边厢欧盟权力机关对境外科企愈发强硬,那边厢欧盟亦成为美国科企“内战”的战场,利用欧盟的法规打击对手。布鲁塞尔调查Google反竞争案的背后,微软正是其中一名主要推手。以微软为首的“公平搜寻”(FairSearch)联盟针对Google定期发动攻势,联盟其他成员包括甲骨文(Oracle)及智游网(Expedia)。
繁琐的税务及雇员规定,或多或少令不少新成立的欧洲科技公司“输在起跑线上”,在全球化竞争下失去优势。欧洲通讯科技产业的发展,近年落后于美国及亚洲已是不争的事实。外来竞争者强势抢占欧洲巿场,持续在价值观、商业概念、经济等层面挑动矛盾。诸如欧盟委员会向Google“开刀”的事件,恐怕不会是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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