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瞭望台】叙利亚重建路漫漫　俄罗斯能否缔造和平？

叙利亚内战进入第七年，局势已趋平稳，曾经不可一世的“伊斯兰国”（ISIS）势力基本被肃清，政府军和反对派之间的缠斗也逐渐退场。然而，建立战后秩序却成为新的难题：区内国家各怀鬼胎，各不相让；区外的美国又对中东事务意兴阑珊，而曾以强大军力稳定局势的俄罗斯，又能否为叙利亚带来持久稳定的和平？

11月29日，联合国召集的日内瓦会谈再次展开，这已是自2012年《日内瓦协定》签署后第八次谈判。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巴沙尔政府与反对派人士，将聚焦包括进一步停火、新宪法制定程序，及过渡期的政治安排等议题。与过去几次日内瓦和谈无疾而终相比，今次会谈增加了诸多利好因素，例如在叙利亚境内的ISIS基本被消灭，为建立战后秩序提供稳定的基础；反对派也首次成立联合代表团，改变过去各自为政的局面。然而，大马士革和反对派，在包括过渡期总统是否由巴沙尔（Bashar al-Assad）担任，以及由哪些国家作为协议的担保国等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

    复杂的区域局面

一周前，叙利亚各反对派势力在沙特召集下齐聚利雅得。尽管反对派早前发出联合声明表示，要是巴沙尔在过渡期内留任叙利亚总统，任何政治安排都无法接受，但反对派首席代表纳斯尔．哈里里（Nasr al-Harir）在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反对派愿意在不设前提的基础上展开谈判。早前，立场强硬的里亚德．希贾卜（Riyad Hijab）辞去任职两年的首席代表一职，已令外界猜测反对派的立场有所软化。事实上，如今巴沙尔已经控制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叙利亚核心地区”，在谈判中居于上风，因此，反对派的退让并非意料之外。

然而，除了大马士革和反对派之间出现的矛盾，土耳其、沙特乃至黎巴嫩真主党均希望影响战后格局。以库尔德武装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在前月攻下ISIS的“首都”拉卡一役中立下汗马功劳。不过，由于土耳其担心SDF资助自己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因此一直打压SDF，不仅要求将其排除出日内瓦谈判的反对派阵营，更任由被联合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征服沙姆组织”（HTS）侵入库尔德人的控制区。

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西部代尔祖尔地区，活跃在叙利亚境内的大约8,000名亲伊朗什叶派真主党武装份子，试图控制“黎巴嫩－叙利亚”边境及“叙利亚－伊拉克”边境，借以打通“黎巴嫩—叙利亚—伊朗”的什叶派联盟走廊。而一部分伊朗革命卫队亦在走廊内建设大量永久军事设施，在短时间内难以撤退。这无疑戳中沙特阿拉伯的痛点─担心伊朗在区域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不惜以强硬手段加以抗衡。至于被边缘化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亦表示：“将长期在叙利亚保持军力，以彻底肃清ISIS势力。”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即使反对派与政府之间达成协议，如何劝服立场各异的众神离开，也是一大考验。要在叙利亚实现和平过渡与民主选举的愿景，似乎并不容易。

    俄罗斯的叙利亚战略

2015年是叙利亚内战的重要转折点。9月30日，俄罗斯空军开始协助巴沙尔政府打击境内的ISIS和反对派武装。而接下来，由巴黎到尼斯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更为俄罗斯以反恐为名的军事行动，提供充分的道德基础。大马士革、反对派及ISIS三足鼎立的格局，亦在俄罗斯介入后迅速崩解。2016年10月，反对派最大据点阿勒颇重回政府军之手；2017年10月，拉卡光复后，95%的叙利亚人口由巴沙尔政府管治，胜利之势已定。

与之相伴的，则是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势力的此消彼长。美国自奥巴马（Barack Obama）第二个任期以来，逐步退出中东。在阿拉伯之春中，奥巴马政府既没有给予穆巴拉克政府等传统盟友支持，更与伊朗签订被认为是出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安全利益的核协议。至于与土耳其的关系，则因库尔德人问题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认定美国暗中支持推翻他的政变，而蒙上一层阴影。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混乱的中东政策更是有增无减。针对巴沙尔政府的军事打击仅此一次便毫无下文；对伊朗核协议的检讨更停留在口头层面，拿不出丝毫反制手段。

而俄罗斯则把握战略机遇，在中东迅速扩张。除了通过军事行动，获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导权，更对前来示好的美国盟友回馈善意。今年10月，萨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便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俄罗斯的沙特国王。俄罗斯亦向沙特和土耳其出售最先进的“S-400”防空导弹，令北约大为震惊。即使亲美的SDF，也在10月下旬通过向巴沙尔政权交接油田，向普京和巴沙尔示好。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清楚知道，基于军事力量和美国政策混乱的战略利益扩张期，已接近完结。事实上，俄罗斯脆弱的经济基础，难以长时间支撑军事行动，因此急需巩固已获得的战略成果。今年年初，俄罗斯在联合国日内瓦会谈外另起炉灶，创立“阿斯塔纳和谈”机制，拉拢土耳其和伊朗一同成为斡旋国，将其他区外大国势力排除在外。

阿斯塔纳和谈亦达成许多日内瓦会议未能促成的成果，包括在今年4月的会议上，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决定在战局最激烈的四个地区划定安全区（De-escalation zone）。尽管反对派不满伊朗的观察员角色，但仍能在安全区内，有效执行停火协议。

11月底，三国亦在俄罗斯南部索契进行会谈，其间巴沙尔表示同意进行宪法改革，并在联合国监督下，重新举行选举。目前俄罗斯和巴沙尔政权，已在军事上拥有绝对优势，此时推动和谈，不仅是正常选择，更顺应饱受战乱痛苦的人们之呼声。

    区域不稳定的终极问题

然而，停火后如何防止战火重燃，是各国最棘手的问题。经过六年的战争，叙利亚全境已成为一片焦土；大马士革以外，几乎所有基础设施都受到严重破坏。自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已经停止更新官方的GDP数据，而根据国际商业资讯研究（BMI Research）的报告，六年内战使叙利亚GDP下跌了75%，这数字甚至高于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更为严峻的是，叙利亚面临极为严重的人口问题：400万叙利亚人流亡海外，占全国人口22%，当中不乏内战前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大约700万人流离失所，无法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经济复苏的前景似乎一片悲观。

至于叙利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石油，情况亦不容乐观。战争中，冲突各方均破坏对方控制区内的油田，以削弱对手；目前，能正常出产的叙利亚油田，仅占战前的七分之一，而油价则从战前的110美元，跌至如今的约60美元一桶。

另外，叙利亚内战导致失业率超过60%，大批青年加入各方武装以求生存。即使反对派和政府能就政治安排达成协议，也不能保证所有反对势力放下武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教授兰迪斯（Joshua Landis）认为：“包括努斯拉阵线在内的大批激进反对派很难放下武器，将会通过游击战持续抗争，而贫困反将成为他们发展的沃土。若想达到回复平稳的目的，生计这个最实在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至于俄罗斯能提供的经济援助亦十分有限。有分析认为，叙利亚需获一万亿美元的援助，才可在十年内将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俄罗斯虽为军事大国，却未拥有相称的经济实力，政府一年的总预算只达2,360亿美元，数字仅接近欧洲小国丹麦或奥地利，根本无法承担叙利亚重建的重任。

被诸多发展中国家视为救命稻草的中国，虽有“一带一路”等直接和叙利亚地区挂钩的规划；又与俄罗斯、巴沙尔政府、叙利亚反对派乃至与中东各国都关系良好；习近平在11月初的APEC峰会上，也表明会在“接下来的15年内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2万亿美元的投资及对外投资2万亿美元”，然而，中国已将大量资源，投入周边国家的经济走廊，能否顾及到叙利亚的需要及如何评估叙利亚投资的风险，仍是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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