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瞭望台】香港与东盟签订自贸协议　显露城市的国际地位

各国都聚焦东南亚之际，作为南海北岸其中一个最大的都市，香港近年亦感觉到与东南亚经商的重要性。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今次在东盟峰会中，亦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大大减少两地的通商门槛。而特首林郑月娥上台后，亦在东南亚动作多多，曾出访东南亚多国，又计划在曼谷设经贸办，香港本届政府在东南亚的野心不容忽视。

香港人对“南洋”绝不陌生，以往不少影视红星都会到东南亚登台，而两地的经贸来往亦非常频繁。近年香港亦相当重视这段关系，特区政府在3年前起就开始与东盟十国，就自贸协议和相关投资协定磋商，并于上周东盟峰会正式签订，最早于2019年1月1日正式生效。

邱腾华在香港政府新闻处发布的讯息表示，两份协定范围涵盖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和技术合作、争端解决机制和其他相关范畴。他又认为“服务业是香港的强项，无论在专业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旅游、电讯等都是我们的强项，能为服务业打开东盟市场。”

    香港东盟经贸联系紧密

新协定在商谈期间其实并非没有遇到阻力。香港服务业实力与身为东盟成员的新加坡重叠，因此新加坡在起初对东盟与香港商讨自贸协定持负面态度。新加坡《海峡时报》在5年前更曾引述智库指，新加坡将会是自贸协定签署后，唯一一个不能从中得益的东盟国家。幸而随着谈判发展，新加坡亦改变态度，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曾指“新加坡与香港有着良性竞争，但该竞争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对香港与东盟扩充贸易关系有着务实态度。

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仅次于中国，在2016年两地商品贸易总额录得8,333亿港元，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约11%。而今年头9个月，香港与东盟的商品贸易总额达13.1%，高于平均的8.6%。服务贸易方面，东盟是香港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2015年的总额达1,207亿港元，数字在2010至2015年间每年增长达4.7%，再次高于平均水平。中银香港经济研究员黄思华表示，数字反映双方贸易活动持续扩张之余，东盟市场亦是香港的增长动力之一。

香港在近年在东盟的投资亦甚多，是东盟部份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之一。据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Yusof Ishak Institute）于本月初发表的报告，香港在2010-2012年对东盟投资的总额，超过171亿美元（约1338亿港元），而其中以新加坡、缅甸及越南为主。香港在该两年在缅甸的外资直接投资（FDI）净值，在区内主要经济体间，更只是仅次于在2010年就与东盟签署自贸协定的中国，而该两年香港对越南的外资直接投资净值更是超越中国。但报告亦指出，中国不少对外投资都会以香港名义展现，掩盖了中国对外的真实投资金额。

同样地，香港对东盟的商品贸易，绝大部份都是转口，总额达2,559亿港元，而香港产品出口到东盟就只有79亿港元。黄思华认为，新协议其实对香港货物出口的直接刺激作用相对较小。而服务业则面临与新加坡的竞争，香港服务业要打入东盟市场的难度仍然存在。

另外，近年香港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亦相当积极，政府网上的资料显示，香港目前与中国、新西兰、智利、冰岛、列支敦士登、瑞士、挪威及澳门7个国家或地区有自贸协定，今次在列表上加入东盟十国，可谓大大扩充了香港的贸易版图。另外，香港目前亦与格鲁吉亚、马尔代夫及澳大利亚商谈自贸协议，香港在这方面仍继续会有拓展空间。

    发挥香港影响力

东盟显然亦是本届政府重点发展的双边关系，林郑月娥在上周三（15日）公布将会在泰国曼谷设经贸办事处，将会是香港在东盟第三个经贸办（其余两个在新加坡及雅加达）。林郑在宣布当日更表示，香港的对外工作“大有空间可以做”。在曼谷设经贸办的想法，其实在她首份施政报告中亦有提及，而今次在越南岘港出席APEC峰会，她亦与泰国首相巴育（Prayuth Chan-ocha）举行双边会谈，谈及香港政府的计划，并表示希望透过与泰国政府高层的定期对话，以加强经贸合作及推动两地民间组织，在创意产业方面的交流。

林郑月娥上任后首个出访的地区亦是东南亚。她在8月先后出访新加坡和泰国，在9月亦曾到仰光与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会面。香港政府为推动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由上届梁振英政府起其实已频频到东南亚推销，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及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等人，都曾多次到东南亚外访，推动与东盟合作。

林郑月娥在APEC峰会展示了她显然仍要熟习行政长官在外务工作上的身份。她飞往越南岘港时，与秘鲁总统库琴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同机，但在下机时她紧随在库琴斯基身后下机，画面犹如随从跟着主人走一样，有失香港是APEC独立经济体之一的地位。

瑕不掩瑜，林郑月娥认为香港在对外工作“大有空间可以做”，大抵仍是朝正确方向走。今时今日，大城市在世界政经活动的角色日益重要，不少城市为自身利益蠢蠢欲动。其中一个城市触及得最多的议题是气候变化，一些城市更为此组成合作组织。当中最大型的是2005年成立，现时由90个城市组成的C40城市气候联盟，主力研究城市如何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能做得更多，香港亦在联盟之中。联合国去年举办的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人居三”（Habitat III），亦邀请了不同地方政府，包括城市在内的官员到场，讨论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

当国家政策与城市的利益抵触时，城市更可发挥自己影响力，左右决策。最明显的例子是英国伦敦，市长简世德（Sadiq Khan）在英国脱欧后积极向政府争取，要求将伦敦的问题独立处理，又表达伦敦人希望留欧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美国多个城市的市长群起表达自己将会在市内继续对抗气候变化。当然香港经济在中国的占比不能与伦敦相比，但在一些如气候问题等软性议题上，仍有发挥空间。

历史造成的特殊地位，使得香港可以在外国设置“城市版使馆”的经贸办，又能参与APEC及世贸组织，与一众成员国平起平坐，这在世上一众城市里均非常罕有。香港行政长官外访，可以与不同国家元首打交道，现在香港以城市身份，与东盟落实自由贸易协定，亦是东盟首次与城市签订自贸协定，更很可能是唯一一次。香港在外务工作方面，确实仍有很多可做，甚至可与世界各大城市分享相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