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广场来的声音 政教摇篮走向公共的变奏
“广场恐惧症”一词翻译自英文Agoraphobia。前缀 Agora，“阿哥拉”，是古希腊时期雅典卫城附近广场的名字，泛指公民互相交流、议论、享受闲暇的空间。以雅典的阿哥拉广场为例，面绩约为12公顷，广场为中心，附近设有贩卖不同类型物品的市集、讲堂、剧场、法庭、监狱。百姓可以自由出入，闲逛休息，商人、技师和农民各自利用空间聚落谋生，哲士生徒论学。广场连带附近的建筑，聚集不少民众。当时平民可用“自由人”的身份，踏足这片容让公平交流、议论的土地。
公民于广场空间议政、讨论政治和公义，空间展现理性讨论的开端。
雅典的广场，神圣之外，也呈现公民议政的典型。相较其他地方，雅典早已奉行民主制度，约500名公民定期聚于广场议政。当然，那时候对民主的概念跟现时有很大的出入，所谓“公民”，身份有限制，例如只有男性才可参议，公民亦要有财产规制。然而，雅典民主政治开风气之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高级讲师卢杰雄认为：“公民于广场空间议政、讨论政治和公义，空间展现理性讨论的开端。”政权少介入广场的活动，广场的公共空间相对自由。
希腊广场另一个特色是剧场。古希腊人多爱好观赏和参演悲剧。卢杰雄指，城邦公民观剧，体历人生无常，各人从中了解人生价值和处世态度，集体观剧促成集体意识，同悲同喜，取得共鸣。社会的集体价值自广场形成。
公共空间 资源共享 意见多元
广场有“社区客厅”之称，展现的公共空间对社会作用重大，现代城市规划不可或缺。香港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教授伍美琴指，市民在广场中认识，建立人际关系，学习共处，又认为在广场的公共空间，市民可公平使用社会资源。“公共空间包含康乐的功能，英文Recreation，即为再造，城市建立广场等公共空间，让公众在沉重的社会压力下喘息。”公共空间包含人文聚落，方便小本商贩，带动本土经济，两者交融，突显社会性格。
不过随著时代演进，广场的公共设计起变化，公共空间变得愈来愈少。工业化现代社会，人愈来愈着重私有空间，现代城市规划多制造个人空间，人与人之间交杂相处的时间减少；加上社会鼓吹消费，市集独立于广场，不同商店置于购物广场，其他社会场域亦随之割离于公共空间。
建筑显权力法统
天安门的巨型建筑群可算是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标志。天安门广场中心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城门遥对毛主席纪念堂，东临国家博物馆，西立人民大会堂。建筑富有权力的象征，“人民”在中共的叙述是立国之本，以碑代之，伴著最高权力机关盟会的场地，以及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遗体，占有首都的大片空间，表彰中共权力的正统。中共1949年建政后，天安门一直处于可掌控的状态，百万红卫兵并无倾覆国家，直至1976年四五运动，民众在广场悼念周恩来，首次动摇政权。
无论是1989年中共武力镇压示威者酿成伤亡的六四事件，抑或是2011年埃及反政府示威者占领埃及开罗的解放广场，推翻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着实反映出广场除了是人民之间沟通的重要公共空间，同时也是人民向政府诉诸不满的地方。广场上声音交叠，自由恣肆，容纳各种诉求。典型的公共空间，民众可自行协调活动，政府不宜干预太多，正如中大地理资源管理学教授伍美琴所言，政府应用最少管理，相信民众自行管理的能力和理性，同时确保公共空间资源分配公平。